木心 ：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陈丹青：我的七张画

       我去西藏一共半年,《母与子》等六幅画是在拉萨完成的, 回北京画了《牧羊人》。画已经展出了,不少人对我这样画法不太理解, 我是这样想的：时风讲究创新, 讲究民族化、现代化。搞的人一多, 我反倒不想凑热闹。对自己要有个估量和了解, 找到自己的素质和偏爱也许就找到了自己的长处。我学画循规蹈矩, 天性缺乏浪漫的气质。我的敏锐只在直观和具体的事物中体现出来, 在生活中我喜欢普通的细节, 我内心充满往日在底层的种种印象, 离开这些印象, 我就缺乏想象。我偏爱这么几位画家伦勃朗、柯罗、米勒、普拉斯托夫（我发现, 一个画家的风格无论怎梓独特, 总和他偏爱的几个前人有千丝万缓的关系）, 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对寻常生活和人伦情感的热爱, 意味着朴厚、深沉, 蕴藉而凝练的艺术手法, 这正是我最神往的境界。我尽力模仿他们, 并不觉得难为情。我面对西藏浑朴夫然的人情风貌, 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些画家的油画语言。那种亲切与质朴, 那种细腻的刻画, 那种令人追恋的古风, 我不能设想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语言来传达我的感受。我知道这种追求在目前会显得背时, 也知道难免会被人指为专事模仿, 捡洋人的旧货。我顾不了那么多, 艺术本来就无听谓新旧, 何况史前期的艺术也为现代画家所借鉴利用。我的选择和模仿也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 纯粹的独创已经不大容易找到, 两千年来扛有多少种手法不曾被人使用过我不如老老实实在艺术质量上多下功夫, 只要感情真挚, 语言尽量贴切, 个人面貌也许少些, 我勉强不得。有人说我用的是古典油画手法, 我不能承认。我没有见过古典油画的原作, 不过学上世纪欧洲画家的皮毛, 画得稍仔细光滑一些。一我对几次欧洲国家的一画展中精巧的小画很有兴趣。我们看的大画不少了, 所以我画出了篇幅小巧的这七张画。

　  《母与子》我到拉萨不久就产生了好几个构思和草图, 其中有《康巴汉子》、《进城》之一、之二等由于是根据记忆画的, 显得单薄、空洞, 草图
出来了也就搁在一旁。七幅画里凡可以看看的, 人物动态、模样都直接取用了速写。《母与子》就是无意中由几张速写触发灵感画成的, 虽然起先没想画,但却是动手最早的一张。这些把孩子揣在衣襟里的牧女, 当她们散坐在地上哺乳时显得特别美。其中一个牧女看去十分老实, 她的长相很单纯, 孩子的脑袋用力拱进她衣襟吮奶时, 她呆呆的出神的面容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许多一辈子辛辛舍苦的劳动妇女, 人们喜欢把她们画得精力饱满, 笑逐颜开, 其实她们经常是疲倦的, 默不作声的。感人之处也就在此。我反复画她和另一对母子, 作品里正中和左侧袒肩的母亲都是画的这个女子。他们有共大伙人,就露宿在别人的帐篷外。当时没在我心里构成画面,几夭后翻看速写, 那一伙人露宿的印象消失了, 本子里只剩下那位妇女的几个正侧面形象和另一对母子, 她们仿佛自己跑进我构思的镜框里来, 什么都不用更动, 我只要把三个母亲组合得自然一些就行。这七幅画的构图, 我力求单纯公稳定, 不过份强调间透视人物宁可摆得满一些, 甚至单调、对称一些, 不求参差交错的变化、不使有摆布、填补或故意切除画面的痕迹‘ 我过去搞颇画、擂图, 包括油画, 比较讲究构图的镜头感觉, 使画面可以生动别致一些, 接近现代的构图特点, 但这回我的追求不同, 因为如果那样处理, 画面的和谐与朴素感就会受到损害。《母与子》是动手的第一张, 处处都画得太紧张, 太当心, 但笔迹间却因此显得比较真挚。现在看还有点喜欢。

        《母与子》以及后来的几幅画, 许多同行看了,都以为是写生, 觉得不是我的毕业创作。我说这就是毕亚创作, 他们还是不明白我画的什么意息。几直到现在还有一种看法, 认为这些画不能叫做创作母与子》是太像写生了, 就用几张速写拼成了油画, 然而, 这正是我的追求。如果说伦勃朗的《夜巡》是创作, 那么他的自画象是杏就算习作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从委拉斯贵支的《伊索》、印象派画家的风景、夏尔丹的静物, 是不是都得算习作或写生呢我不知道古人有没有创作、习作之说, 但他们每画一幅画都作为艺术作品来对待。绘画的使命本来就是描绘形象, 诉说眼睛和心灵对自然的感应, 所谓构思的概括、提炼, 本不该说得那么复杂, 这在艺术家只是一种选择而己。在无数的生活画面里, 米勒既选择了晚祷, 也选择了喂食,因为二者同样唤起了他的感情。如果指粼喂食》不如《晚钟》那样概括、提炼地揭示出了生活本质等等, 而米勒也听从这一套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像孩子学步、撒尿等一系列无比亲切的作品了。·艺术兜了一个大圈子, 原来就可以去“ 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 我这才悟到库尔贝在一百年前的宣言对绘画的影响是何等重要二既然我们这里推崇这些“ 现实主义” 画家既然他们的作品并不印证我们的理论, 我也就不必为我的画是不是创作而烦恼了。而且, 美术界的许多次展览和大量作品已经证明过去给“ 创作” 划出的圈予不那么起作用了。

《进城》之一 

        这纯粹是擦肩而过的印象。结伴出行的姑娘看去经常是亲切有趣的, 西藏的牧羊女上街喜欢一个拽一个的袖子, 这就更有意思了。她们脸上未见世面的羞怯神色有一种本来的、单纯的魅力。他们都穿着简单缝制的羊皮袄, 不像出嫁后的牧女有各种佩戴披挂, 结果反而显得和她们的脸一样更本来, 更单纯。这种面容在内地是不容易见到的, 她们使我想起古代人脸上那种近乎原始, 而又端庄、淳朴的美。姻门来到拉萨又兴奋, 又胆怯,但这种内心深处的活动, 只能在面部刻画时稍作暗示, 做到刚能看出就够了。人秘吐画的笔墨和用心,我以为就在于宁可少一些, 藏一些, 一张过分有声有色的脸往往就把话说尽了。我注意到有的老练的演员并不轻易动用表情, 他也许从头到尾都不肯笑一笑, 观众的想象自会领会那没有演出来的戏· 许多著名的肖像画看似呆板, 却经得起揣摩玩味, 有如品茶。牧羊少女的脸正具有这种很经看的魅力, 促使我往内、往“ 呆板” 里去画, 可惜这业非易事, 我画得太少太藏, 结果反画得乏味了。前一向我看到报载关于含蓄问题的专题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表现手法之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艺术的基本规律之一、我不敢从理论上辨析这个问题, 但却偏爱后一种意见。我们的画无论在色彩、用笔、刻画、表现主题方面, 普遍有过火、太露、和盘托出而唯恐别人看不出来的毛病, 讲一点含蓄是有好处的。《进城》之一的乏味, 还因为我把背景画糟了, 画得像布景那样呆板。这些宁静小街的墙和窗是富有表情的, 我领会这表情, 但由于画景的能力差, 没能画出味来。

《康巴汉子》 

        我想让人看看在遥远高原上有着如此强悍粗犷的生命。如果你见过康巴一带的牧人, 你一定会感到那才叫真正的汉子。我每夭在街上见到他们成群地站着, 交换装饰品或出卖酥油。他们目光炯炯, 前额厚实, 盘起的发辫和垂挂的佩带走路时晃动着, 沉甸甸的步伐勇武稳重醉真是威风凛凛, 让人羡慕, 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绘画绝好的对象, 我找到一个单刀直入的语言他们站着, 这就是一幅画。我在这幅画里, 要不折不扣地画人才行,倘若有一个人物稍微单薄些, 就没份量、没看场了。为此我天天在他们里边转, 画了十多个头像和一身姿的速写, 多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画的。有些形象很生动, 但不是每个都能放到我的画里去。我反复选择了很久, 常常只好让一、二个脑袋先空着、再上街去物色对象。至今我对这些形象还不满意、只有中间那个汉子自认还象那么一回事。我在他站立时的姻腿上, 在他坦坦翩看着我呷光乌在他沉着而陶更的微笑上看到某种典型的东西津肠嘴角透出他异常强旺旷达的性格力量。我打定主意让他站在正中, 有神的小眼睛就照我画他时刀瞬看着我。这对眼睛如果张望着别处, 那种通过目光震动我的个性励就会消散。不是吗倘若一头狮子或一位猛士看你一眼的话, 那一眼传过来的印象可是非同寻常的。我就力图把这目光注射到观众的心灵里去。他要比别人矮一些, 这也是典型的。我在农村的长期生活中规, 真正厉害的有威望的民间人物砂往往是矮小精壮的, 有如一个檬紧的拳头。我在他身后的高大汉子手里放了一串佛珠。这个细节是真的, 他们浑身是力量, 一但煦样每天对着寺庙磕几百个头。我画《康巴汉子》是充满激情的, 可我却业不怎么喜欢这幅画。我觉得还不够土,还缺点什么, 但究竟缺什么, 我说不上来。

《洗发女》 

        七张画里我最不喜欢这张, 曾经我很想撕了它。它多少有常‘我也来画几个裸体”的味道。但这情形是街上看来的, 丈夫给妻子浇水,颇有趣味。妻子的身体美极了, 所以画了背还不算,把洗完后站着梳头的身影也画了进去。那天太阳很好, 而我不善画外光, 这就打了一半折扣。当场不好意思老看, 也不敢画速写, 裸体的部分画得很糟,光凭记忆看来是很不够的。

《朝圣》 

        我并不是很早就想画《朝圣》这幅画的。象走路、哺乳那样平常的现象, 艺术土倒是大可做文章的材料。但是, 朝圣的场面太特殊, 太少见, 这反而使我为难起来。我一直在迟疑, 有没有必要画这类事情, 作为一件作品, 我不满足就画那么几个磕头的动作了事。如果仅仅为了反映这种本世纪少有的宗教活动, 纪录电影和新闻照片比绘画强得多, 而照片对普通的生活反倒缺乏表现力。我先是准备放一只羊在墙角, 的确, 常常有些老狗或羊混在朝圣的人群里, 好象什么都晓得似的。但我感到还缺点什么。有一次我在一个朝圣者脚边看见一个躺倒的孩子, 他身边扔满了大人脱下的靴子和什物, 周围人来人往, 他完全睡熟了。我想起我在农村的生活, 乡下孩子们总是被扔在地边, 忙碌的母亲没空管他们。他们就在地上哭, 玩, 睡, 在地上爬到长大。我去年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歪斜着睡熟时, 我喜欢长久看那可爱的模样。我不能设想把我的女儿放在大街上让她睡去, 一而来到拉萨朝圣的无数藏民, 大多数都露宿在街头巷陌, 太小的孩子, 缚在母亲背后磕头, 稍大一些的, 就可以放在一边, 再大些的孩子, 就和大人一起磕头,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小女孩, 没有了父母, 一个人徒步走到拉萨来朝圣。我心里顿然又听到了诉说生活和人道情感的语言, 这语言是我尽量在其他每一幅画里都要说的。睡熟的孩子会把人们的思路重新拉回生活, 而只有把他们不可名状的生活同这种狂热自成的举动联想到一起, 我的画才具有了某种意蕴。我当晚画出了草图, 第二天上了薄油稿。我暗下欣赏这个孩子的安排, 但我却并不欣赏《朝圣》这幅画, 它远没有画出拉萨成千上万的朝圣者给我的强烈感受。
　　有人要我谈谈怎样在这幅画里表现了对人民和生活的感情, 对社会现象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倘要在这个命题上发挥, 我也许真能写好几页, 但这恰恰是我不愿意多说的东西。我只是靠作品说话, 我希望人们注意作品, 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还觉得,幅作品到了存心想让人看出作者在关心人民、表现生活时, 反而不一定那么动人了, 因为画中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塞过来的东西。如果观众能够不期而然地被作品的真实描写和人道感情所打动, 感到“ 这就是生活, 就是人” , 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我也不希望别人随意解释我的意图和倾向。有人叫好, 说我揭露并谴责了这种可怕的落后愚昧的现象。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讨厌用绘画去揭露什么。有人说我对他们抱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也未必。我不希望一幅画仅仅引起别人的同情, 就象人们看灾情展览一样。然而我不能否认, 包括我, 谁都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但这都不是我创作冲动的根本原因, 我在四川也听说成千的百姓去拜佛,但我不会去画的。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要强调一点,也希望别人注意到, 那种场面决不仅仅是发人深思的, 那是很美的, 或者说简直是壮观的。这些争相甸旬在地的善良人们, 他们不知道自己多么苦, 也不知道自己多么美, 这才是我要画他们的原因。至于看画,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感触和理解, 那是另一回事。

《进城》之二 

        作品的主题不一定一言道尽, 不能说得太清楚, 这还不光是个含蓄的问题。我发现所有高乘的作品, 特别是诗和绘画, 都具有一种你一看就领会, 就被打动, 但却说不出来的魅力。比如莱勃尔的《不相称的夫妇》, 你一看就明白过来了它妙在那妻子画得并不愁愁戚戚, 她和丈夫一样心满意足。这才叫深刻一刊旦说不出来。米勒的《晚钟》和《拾穗》有一种使人对生活吧长彻晤的力量, 但你悟到些什么说不出来。李商隐的《雨夜寄北》,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朱自清的《背影》, 读来都有一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人有时常会被一棵树, 一道地平线, 一束光影, 一张脸, 一个往日最简单的记忆所打动, 以至出神, 以至沉思遐想, 终久不忘, 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作怪。我这回就很想去追求“ 说不出来” 的情景, 其他几幅终嫌浅薄, 自认双进城》之二算是追求到了这么一点点。然而说追求, 并不贴切, “ 说不出来” 的意境往往并非出自匠心, 而纯由自然中得来。上面说到拜忿寻看爵馨赁粼盒沐严璧耸矍浪纂黑霖掣异蔡教箭傲黑缴撰燕答篡戈之来蠢初时的激情和强烈印象已逐渐消失。虽然我手边陆续描写沉默阴郁的面容也并不意味着票暴露黑暗。丑化和美化一样不真诚, 至于创作黔说真话” 、我以为不一定解决问题, 因为真话本身并没有质量, 许多虚伪的作品, 有的作者心里知道是假的, 有的作者却完全出于真心, 还有的人喜欢每说一通话后亩就加上一句“ 真的” , 叫人反而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艺术的真伪和态度的真伪一样, 能够听出、看出、感觉出的, 二个真正真诚的人也许并不曾想到自己是真诚的, 正如慷慨的人从不自夸慷慨一样。我注意到七幅画的色彩没有任何区别。这一方面反映了我缺芝色彩手段和训练衬另一方面也体现我的打算, 多注意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色彩区别注意这阶段和下一阶段色彩处理的区别注意不同区域和民族的色彩区别一如北方和南方, 汉族和藏族。一七幅画七个调子也许是美的, 但毓氛和个性、面貌方面会缺乏统一与和谐口另外, 我觉得色彩不是彩色, 色彩要有个性· 色彩丰富美, 色彩单纯也美。关于用笔, 我过去和许多青年一样, 以为用笔就是用力地往画上摆, 看出一笔笔痕迹和厚厚的颜料, 才叫见笔看了一一斑劣。画完成后, 我象局外人似的审视了一番, 一度很澳一娜淤康巴汉子油画陈丹青衬贪多求快尽管画得仔细, 但明眼人能着出这只是浮面的土细, 骨子里还是仓促而就, 没在清境人物上深掘过, 架不住细看。我虽厌恶别人处处彝示某种追求,很想背道而驰, 结果也不免落入另一种刻意追求的陷井,作品还是不自然公我追慕古风, 而古风的美恰在自然, 我的驾驭能力, 我的技巧、色彩, 都远远不能达到这种坚实画风的要求‘ 所娜品在我面前显得苍自无力户我期待着同行和观众的指教。

表达方式

一   压抑的表达

       温斯顿说“自由就是能够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say that two plus two makes four. If that is granted, all else follows.)这些原本很贫乏的词汇，幼稚儿童一样的造句，却因为这是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尽一切可能顽强地去表达，展现出一种动人的悲剧性效果，成为了永恒经典的表达方式。
       我们也生活在《1984》之中。我们的表达方式同样受到外界与自我的限定、扭曲与切割。当然这个问题是隐秘的。一方面某一些语辞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我们。借用《1984》里的话说就是：“B类词语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词语不仅每个都具有政治含义，而且创造这些词的目的，就是让使用这些词的人有合乎需要的思想态度。”当我们陷入这个话语系统的时候，我们一无所能，头脑一片空白。另一方面，一些语辞遭到转义、腐蚀或毁灭。这不仅仅是关于互联网上的敏感词屏蔽，现代汉语字符的简化。更体现在更为广泛的民间话语里。你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承认母亲不是母亲就是祖国，红色不是红色只是革命，自由不是一种品质只是一个词语。而且另外一些语辞被有意无意边缘化了。消灭了语辞当然不会立刻消灭语辞所表述的现实情感、思维方式。但是这使得我们不能够在意识中清晰地将之对象化，更不可能与别人谈论它分享它。这种情感或者方式就发展成一种歇斯底里的东西。并最终真正走向毁灭。卖红薯的未必没有过哲学式的困惑，只不过那一刹那的感觉无法使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心中的块垒就化为无形了。
       共产时代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化与人文精神的畸化与毁灭正在慢慢地褪去。不过现今依旧不容乐观。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   表达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无非就是对观念的诠释、演绎甚至质疑，对可能性的追逐。表达就是个人存在的延续。人选取的表达方式本身固化为一种独特的客观标志。因此，文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表达构成的。有了表达的积淀，我们才能有与祖先、与他人、也与自己沟通的可能，才看上去不是孤零零的弃儿。我们才有了一丝凭空的安慰。表达伴随着现代性带给人的压抑与我们对个人处境的反思。身份的限定、可能性的丧失、自由的沦落、灵魂的死亡，导致的必然是空虚、无聊、厌倦、矫情、自嘲、荒谬、怪异、狐疑与疯癫。失去了活在此时此地的能力的人们，总是为着未来或者过去焦虑不安。当灵魂敏锐的人憋得透不过气时，就是想去吼，去狂奔，去哭泣，去愤怒的咒骂，哪怕去痛苦的呻吟。一句话，想表达，想突破表达方式的限制，获取自由的空气，追逐更多的可能性，哪怕得到的虚无与孤独。
       不过只有内心敏感的人才会有上述特征。那些机器一样的人们才会显得稍微“正常”一点，如同机器一般默默地可能带着些许微笑地运行至死。生活就是一个贴了“妹的 in 拆哪”标签的毛绒玩具，外表是熟悉的那种松软光鲜的毛绒绒的表皮。但是挖掘内部，你可能会发现一团团的黑心棉填充物和一个冰冷的塑料壳子。（当然是那种假装出口转内销的）生活庸常，加上人心的庸常就是一道无解的现代性题目。

三  《声存》

       他们舒舒服服地蜷缩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面，既没有途径走出去，更没有好奇心与耐心走出去。
       人的经验有些的不愿意分享的，有些却是愿意分享却无法分享的。表达方式的差异、脱节与本身的限制局限了人类的分享途径与范围。这造成了大批灵魂丰富人的苦闷，他们徘徊在失语、词不达意与准确表述之间。而作家偏执地去用一种行动——书写——去突破这种禁锢，尽力去给世界创造一种被解读的主题，增加了文明之中可以言说与分享的那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可以表述的文明为现实已经提供了巨大的充实。但事实上这一部分文明与人类总体的心路历程也只是九牛一毛。
       阅读能够培养人对生活的感受能力，扩大语汇系统，最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使人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充实人的灵魂。我们如何才能够突破曾经受到过的揠苗助长般的先期教育、社会习惯与意识对我们的绑架？如何从被一直被动前进的行走中，回过神来，反观自己的处境，赢得自我的生活的主动权？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个真实的维度，如何找到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诠释可能？
       《声存》能做什么？像牛虻一样叮醒一只母牛，苏格拉底因为“败坏”青年人思想而被判处死刑。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一只牛虻何尝不是苏格拉底？我们期待那些有能力被影响的人们。抛却了那高高在上的救世情怀，选择真实地活着。独立与自由就是《声存》的表达方式。意义不因阐释或误解而凭空产生或消失。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昭示了一切。因为存在才意味着可能性。写作者使用文字作为表达方式。艺术家以图像、声音为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本身限制了作者的内容也成为了作者要传达内容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尝试更多，不断地寻求突破这种表达方式的局限。
          给予别人鼓励本身就是善，同样，给予自己与时代鼓励也是。

于2011年11月

剪

二十年后的梦必然是

走在逃课后的一条布满漫黄秋叶的初冬落雨的路上

回头望望湿漉漉的灰红建筑

小心翼翼绕过一片片透不过气寻找自由的蚯蚓，以及一坑坑的积水

自嘲着自己自不量力的生命关怀

丢开伞看天，雨不大

默默地送别了随着忘却飘散的意象

二十年后已经不再是我

于2011年11月一个冰冷的冬日

阿城：思乡与蛋白酶

　    我们都有一个胃，即使不幸成为植物人，也还是有一个胃，否则连植物人也做不成。
　　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了个“吃”。如果以为这个“吃”是为了中国人的胃，就错了。这个“吃”，是为中国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所谓“色、香、味”。
　　嘴巴这一项里，除了“味觉”，也就是“甜、咸、酸、辣、辛、苦、膻、腥、麻、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口感”，所谓“滑、脆、黏、软、嫩、凉、烫”。
　　我当然没有忘掉“臭”，臭豆腐、臭咸鱼，臭冬瓜，臭蚕豆，之所以没有写到“臭”，是我们并非为了“逐其臭”，而是为了品其“鲜”。
　　说到“鲜”，食遍全世界，我觉得最鲜的还是中国云南的鸡土从菌。用这种菌做汤，其实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我怀疑这种菌里含有什么物质，能完全麻痹我们脑里面下视丘中的拒食中枢，所以才会喝到胀死还想喝。
　　河豚也很鲜美，可是有毒，能置人死命。若到日本，不妨找间餐馆（坐下之前切记估计好付款能力），里面治河豚的厨师一定要是有执照的。我建议你第一次点的时候，点带微毒的，吃的时候极鲜，吃后身体的感觉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议你此时赶快做诗，可能你此前没有做过诗，而且很多著名诗人都还健在，但是，你现在可以做诗了。
　　中国的“鲜”字，是“鱼”和“羊”，一种是腥，一种是膻。我猜“鲜”的意义是渔猎时期定下来的，之后的农业文明，再找到怎样鲜的食物，例如鸡土从菌），都晚了，都不够“鲜”了，位置已经被鱼和羊占住了。
　　鱼中最鲜的，我个人觉得是广东人说的“龙利”。清蒸，蒸好后加一点葱丝姜丝，葱姜丝最好顺丝切，否则料味微重，淋清酱油少许，料理好即食，入口即化，滑、嫩、烫，耳根会嗡的一声，薄泪洇濡，不要即刻用眼睛觅知音，那样容易被人误会为含情脉脉，低头心里感激就是了。
　　羊肉为畜肉中最鲜。猪肉浊腻，即使是白切肉；牛肉粗重，即使是轻微生烤的牛排。羊肉乃肉中之健朗君子，吐雅言，脏话里带不上羊，可是我们动不动就说蠢猪笨牛；好襟怀，少许盐煮也好，红烧也好，煎、炒、爆、炖、涮，都能淋漓尽致。我最喜欢爆和涮，尤其是涮。
　　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象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顿，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嚼是为了肉和料混合，其实不嚼也是可以的。料要芝麻酱（花生酱次之），豆腐乳（红乳烈，白乳温），虾酱（当年产），韭菜花酱（发酵至土绿），辣椒油（滚油略放浇干辣椒，辣椒入滚油的制法只辣不香），花椒水，白醋（熏醋反而焦钝），葱末，芫荽段，以个人口味加减调和，有些人会佐食腌糖蒜。京剧名优马连良先生生前到馆子吃涮羊肉是自己带调料，是些什么？怎样一个调法？不知道，只知道他将羊肉真的只是在水里一涮就好了，省去了一个“顿”的动作。
　　涮羊肉，一般锅底放一些干咸海虾米和干香菇，我觉得清水加姜片即可。料里如果放了咸虾酱，锅底不放干咸海虾米也是可以的，否则重复；香菇如果在炭火上炙一下再入汤料，可去土腥味:姜是松懈肌肉纤维的，可以使羊肉更嫩。
　　蒙古人有一种涮法是将羊肉在白醋里涮一下，“生涮”。我试过，羊肉过醋就白了，另有一种鲜。这种涮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征进时的快餐吧，如果是，可称“军涮”。
　　中国的饮食文化里，不仅有饱的经验，亦有饿的经验。
　　中国在饥谨上的经验很丰富，“谨”的意思是蔬菜歉收，“饥”的另有性欲的含义，此处不提。浙江不可谓不富庶，可是浙江菜里多干咸或发霉的货色，比如萧山的萝卜干、螺丝菜，杭州、莫干山、天目山一带的咸笋干，义乌的大头菜，绍兴的霉干菜，上虞的霉千张。浙江明明靠海，但有名的不是鲜鱼，奇怪的是咸鱼，比如玉环的咸带鱼，宁波的咸蟹，咸鳗鲞，咸乌鱼蛋，龙头考，咸黄泥螺。
　　宁波又有一种咸冬瓜，吃不惯的人是连闻都不能闻的，味若烂尸，可是爱吃的人觉得非常鲜，还有一种臭苋梗也是如此。绍兴则有臭豆。
　　鲁迅先生是浙江人，他怀疑浙江祖上人也许不知遭过多大的灾荒，才会传下这些干咸臭食品。我看不是由于饥谨，而是由于战乱迁徙，因为浙江并非闹灾的省份。中国历史上多战乱，乱则人民南逃，长途逃难则食品匮乏，只要能吃，臭了也得吃。要它不坏，最好的办法是晾干腌制，随身也好携带。到了安居之地，则将一路吃惯的干咸臭保留下来传下去，大概也有祖宗的警示，好像我们亲历过的“忆苦思甜”。广东的客家人也是历代的北方逃难者，他们的食品也是有干咸臭的。
　　中国人在吃上，又可以挖空心思到残酷。
　　云南有一种“狗肠糯米”，先将狗饿上个两三个月，然后给它生糯米吃，饿狗囫囵，估计糯米到了狗的“十二指肠”（狗的这一段是否有十二个手指并起来那么长，没有量过），将狗宰杀，只取这一段肠蒸来吃。说法是食物经过胃之后，小肠开始大量分泌蛋白酶来造成食物的分化，以利吸收，此时吃这一段，“补得很”。
　　还是云南，有一种“烤鹅掌”，将鹅吊起来，让鹅掌正好踩在一个平底锅上,之后在锅下生火。锅慢慢烫起来的时候，鹅则不挺地轮流将两掌提起放下，直至烫锅将它的掌烤干，之后单取这鹅掌来吃。说法是动物会调动它自己最精华的东西到受侵害的部位，此时吃这一部位，“补得很”。
　　这样的吃法已经是兵法了。
　　相较中国人的吃，动物，最凶猛的动物，吃起来也是朴素的，表情平静。它们只是将猎物咬死，然后食其血或肉，然后，就拉倒了。它们不会煎炒烹炸熬煸炖涮，不会将鱼做成松鼠的样子，美其名曰“松鼠桂鱼”。你能想象狼或豹子挖空心思将人做成各种肴馔才吃吗？例如爆人腰花，炒人里脊，炖人手人腔骨，酱人肘子， 人耳朵，涮人后脖子肉，腌腊人火腿，干货则有人鞭？
　　吃，对中国人来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步。“吃哪儿补哪儿”，吃猪脑补人脑，这个补如果是补智慧，真是让人犹豫。吃猴脑则是医“羊痫风”也就是“癫痫”，以前刑场边上总有人端着个碗，等着拿犯人死后的脑浆回去给病人吃，有时病人亲自到刑场上去吃。“吃鞭补肾”，如果公鹿的性激素真是由吃它的相应部位就可以变为中国男人的性激素，性这件事也真是太简单了。不过这是意识形态，是催眠，所谓“信”。海参，鱼翅，甲鱼，都是暗示可以补中国男女的的性分泌物的食品，同时也就是暗示性的能力的增强。我不吃这类东西，只吃木耳，植物胶质蛋白，而且木耳是润肺的，我抽烟，正好。
　　我以前的闲话闲说里聊过中国饮食文化的起因：
　　现在呢，则不妨将《招魂》录出：
　　稻粢穱麦，挐黄梁些。
　　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鄨炮羔，有柘浆些。
　　鹄酸臇凫，煎鸿鸧些。
　　露鸡舋衟，厉而不爽些。
　　粔籹蜜饵，有□餭些。
　　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这样的食谱，字不必全认得全懂，但每行都有我们认得的粮食，家蓄野味，酒饮，烹调方法。如此丰盛，魂兮胡不归！
　　这个食谱，涉及了〈礼记·内则〉将饮食分成的饭、膳、馐、饮四大部分。先秦将味原则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这个食谱以“大苦”领首，说明是夏季，更何况后面还有冰镇的“冻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冷饮。
　　难怪古人要在青铜石器上铸饕餮纹。饕餮是警示不要贪食，其实正暗示了所盛之物实在太好吃了。
　　说了半天都是在说嘴，该说说胃了。
　　食物在嘴里的时候，真是百般滋味，千般享受，所以我们总是劝人“慢慢吃”，因为一咽，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连辣椒也是“辣两头儿”。嘴和肛门之间，是由植物神经管理的，这当中只有凉和烫的感觉，所谓“热豆腐烧心”
　　食物被咽下去后，经过食管，到了胃里。胃是个软磨，被嚼碎的食物再磨细，我们如果不是细嚼慢咽，胃的负担就大。
　　经过胃磨细的食物到了十二指肠，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口中物，能不能化成我们自己，全看十二指肠分泌出什么样的蛋白酶来分解，分解了的，就吸收，分解不了吸收不了的，就“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影响很大，诸如打嗝放屁还是小事，消化不良可以影响到精神不振，情绪恶劣，思路不畅，怨天尤人。自己烦倒还罢了，影响到别人，鸡犬不宁，妻离子散不敢说，起码朋友会疏远你一个时期，“少惹它，他最近有点精神病。”
　　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诫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会影响人一辈子。
　　人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蛋白酶的构成有很多可能性，随着进入小肠的食物的种类，蛋白酶的种类和解构开始形成以至固定。这也是例如小时侯没有喝过牛奶，大了以后凡喝牛奶就拉稀泻肚。我是从来都拿牛奶当泻药的。亚洲人，例如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例如美国，绝大多数都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侯牛奶喝的少或根本没有的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
　　牛奶在美国简直就是凉水，便宜，新鲜，管够。望奶兴叹很久以后，我找到一个办法，将可口可乐搀入牛奶，喝了不泻。美国专门出一种供缺乏分解牛奶的蛋白酶的人喝的牛奶，其中掺了一种酶。这种牛奶不太好找，名称长得像药名，总是记不住，算了，还是喝自己调的牛奶吧。
　　不过，“起士”或译成“起司”的这种奶制品我倒可以吃。不少中国人不但不能吃，连闻都不能闻，食即呕吐，说它有一种腐败的恶臭。腐败，即是发酵，动物蛋白质和动物脂肪发酵，就是动物的尸体腐败发酵，臭起来真是昏天黑地，我居然甘之如饴，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是不吃臭豆腐的，一直没有过这一关。臭豆腐是植物蛋白和植物脂肪的腐败发酵，差了一个等级，我居然喜欢最臭的而不喜欢次臭的，是第二个自己的不可思议。
　　分析起来，我从小就不吃臭豆腐，所以小肠里没有能分解它的蛋白酶。我十几岁时去内蒙古插队，开始吃奶皮子，吃出味道来，所以成年以后吃发酵得更完全的起士，没有问题。
　　陕西凤翔人出门到外，带一种白土，俗称“观音土”，水土不服的时候食之，就舒畅了。这白土是碱性的，可见凤翔人在本乡是胃酸过多的，饮本地的碱性水，正好中和。
　　所以长辈“不要挑食”的告诫会影响小孩子的将来，道理就在于你要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使你的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的完整，于是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都吃得，什么都能消化，也就有了幸福生活的一半了。
　　于是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就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
　　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历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我挑剔不挑剔？
　　话说我沿着十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开，早上三明治，中午麦当劳，天近傍晚，路边忽然闪出一块广告牌，上写中文“金龙大酒家”，我毫不犹豫就从下一出口拐下高速公路。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间去请教，温州话我是不懂的，但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我还是懂了。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菜呀！炝油，炸盐，煎少许猪肉末加冬菜、再煎一下郫县豆瓣，油红了之后，放豆腐下去，勾兑高汤，盖锅。待豆腐腾的涨起来，起锅，撒生花椒面，青蒜末，葱末，姜末，就上桌了，吃时拌一下，一头汗马上吃出来。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什么“龙风承祥”，什么“松鼠桂鱼”，场面菜不常吃，吃也是为吃个场面，吃个气氛，吃个客气，不好吃也不必说，难得吃嘛。家常菜天天吃，好象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好，转回来说美国西部蛮荒之地的这个“金龙大酒店”。我推门进去，站柜的一个妇人迎上来，笑容标准，英语开口，“几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从她肩上望过去，座上都是牛仔的后代们，我对他们毫无成见，只是，“您这里是中国餐馆吗？”
　　“当然，我们这里请的是真正的波兰师傅。”
　　到洛杉矶的一路上我都在骂自己挑剔。波兰师傅怎么了？波兰师傅也是师傅。我又想起来贵州小镇上的小饭馆，进去，师傅迎出来，“你炒还是我炒？”中国人谁不会自己炒两个菜？“我炒。”
　　所有佐料都在灶台上，拣拣菜，抓抓码，叮当五四，两菜一汤，吃得头上冒汗。师傅蹲在门口抽烟，看街上女人走路，蒜瓣儿一样的屁股扭过来扭过去。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老华侨叶落归根，直奔想了半辈子的餐馆、路边摊，张口要的吃食让亲戚不以为然。终于是做好了，端上来了，颤巍巍伸筷子夹了，入口，“味道不如当年的啦。”其实呢，是老了，味蕾退化了。
　　老了的标志，就是想吃小时侯吃过的东西，因为蛋白酶退化到了最初的程度。另一个就是觉得味道不如从前了，因为味蕾也退化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食品的评价，儿孙们不必当真。我老了的话，会三缄吾口，日日喝粥就咸菜，能不下厨就不下厨，因为儿孙们吃我炒的蛋，可能比盐还咸。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一九九六年二月 加洲洛杉矶

读《七十年代》有点儿感

      “每个时代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独有那些或隐含或显现出来的价值逻辑与思维方式死死地陷入那一代人心里。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是我读《七十年代》这本书时，偶发感想随手发了个信息发给孟霖。孟霖回信曰：“那你觉得我们能超越时代的局限，领会到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和其他时代不同的东西吗？”这个反问让我一愣。然后回了个信，避开了回答。回头一想，也许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因为启蒙（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会反戈一击，摆脱上述那种时代的束缚，或者退一步说，部分地摆脱吧。《七十年代》讲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

      尽管我只看了李陀的卷首语，一篇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还有半篇北岛的《断章》。我便足以嗅出这本书的分量。卷首语说沉甸甸的是记忆不是控诉，不是伤痕。是一组知识分子在成熟了、懂事了之后的集体印记。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次对当年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呈现。历史叙述本来就很难不带感情，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读到不带感情的东西。对于毛时代。徐冰说的我觉得很好，“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抱怨与解构的意义仅仅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而更重要的是要问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毛一样反过来把毛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彻彻底底地全部丢弃？丢弃以后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资格建立更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丢的掉吗？至今我的父亲还是记得当年的《共产党好共产党亲》里面一句令我觉得酸不拉唧脸上挂不住唱出来不好意思的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红歌已经跟当年苏联的诸如《喀秋莎》这类革命歌曲走了相同的路线，那就是“意义”失去，只剩下“歌词发音”的旋律了。就是说，这首歌你已经不需要想它到底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尽管它还是在官方看来还是具有少量意识形态教育（说难听就是洗脑）的色彩。而民众却未必这么想。

      尽管在我看来，浅洗脑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类歌我也是不唱的，但是我绝对不能剥夺别人唱这种歌的自由。尽管论艺术性什么的，这类歌大多差的很。但是仍旧是一代人或者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徐冰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坦言，这种印记是抹不去的，更是逃不开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这几天大一的学弟学妹也开始军训了，蛮吵的。吵得受不了就心里愤愤地骂：“妈逼的。这种活动就你妹的浪费时间，灌输集体主义，简直就是搞奴化、洗脑！这跟文革时候有森马区别呀？还你妹拉歌，这不就是搞群众运动那一套吗？擦！”后来想想上述说的我觉得还是都对。因为军训的确是1989年某事件之后又加上的。但是我也不能太过上纲上线了。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分析个前因后果的。

      时代烙印这种东西的确是束缚人的思维。但是你又逃不开。所以孟霖的反问有道理。而我第一段的结论：知识分子或许可以部分地避开时代的束缚。其实最终也是悖论——能够逃的出时代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使用当时的时代话语如何作用与时代。所以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的必要。除非你出世。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承认很大。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苦逼兮兮的有什么超越感。尽管不做出“举世混浊”之姿态那很难，因为知识分子这群人跟普通大众的知识结构也好，道德素养也好，我只能说有很大差别。请注意，我没有说，知识分子一定就是对的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局限性必然是有的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完美无缺的。只有意识到这种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为“淫民”服务，哈哈！

      怎么说呢，我自己以前一直给自己定位要做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后来想想，其实这是一种挺傻逼的道德标榜。现在一切都看透了。做自己就做自己。随便他妈什么角色呢。问心无愧就好了。

于2011年9月

自说自话

        自己不太想像我以前那样子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深知眼中的世界透了多少个人色彩在内。冷静下来的时候才逐渐感觉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清晰了。这时我已经褪去那些激进的、幻想的、浪漫的想法。剩下来的相对理性和清醒的东西。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会一直关心这个问题。

        时代什么样就在那里摆着。定位好一个渺小的个人与一个宏大的时代的关系很重要。除了做一些什么，任何的抱怨都没有意义。当然“做一些什么”包括想清楚在时代面前弱小的单个个体应该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面对一只逐渐死去的，生满脓疮鲜血直流的母兽，你最矛盾的就是去选择去救她还是趁着这巨兽还没有腐烂到不能下口，自己赶紧趴上去多吸一口血、多撕一块肉。更为现实的比喻可能还是鲁迅先生的比喻，到底选择吃别人多一还是选择被人吃多一点。总之既然生活在继续，吃人就在继续。因为溃烂在继续，而你也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保全不了整体以及你自己。

        做出以上判断也许很多人看来还是太过消极。他们觉得变局很多，互联网呀，或者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呀都可以带来改变，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变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现在正在迎来辉煌的时刻。我不想对于这种观点给出什么评价，只是与之不同。我只是想在制度上说几句。坏的制度即使遇到好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而且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我认为作为人，大部分人绝对不可能有多坏。坏的永远是制度，是制度使人异化，使人扭曲。一个纳粹党员在家里也是慈父也是孝子。跟踪你的熊猫也是一个辛辛苦苦养家的普通人。我并不倾向于把善恶观过分地指向个人。同样更不会认为所谓的某某阶级怎么样怎么样。普通人只想活下去，这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不好的地方。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巨大的体制惯性与外界环境面前选择放弃自我是很划算的，这一点实属无奈。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了中国国家的内驱力与整个精神状态。然而制度又与人密切相关，没有不需要人来维护的制度。在此，人的“平凡之恶”最为令人痛心疾首。最终就是个人与制度交互妥协造成了最终的悲惨结局。

        我既然对人对制度有着如此含混不明确的态度。所以导致我从理性上倾向于启蒙与改良。我不认为浪漫主义的革命有什么好的。即使现在的时刻已经瓜分豆剖。心急依然吃不了热豆腐。以前的我可笑的很，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救世情结。现在想想无非就是为了获取一种凌驾众生的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与超越感。后来一想，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想必当年也有此豪情，不由得一身冷汗。妄图做圣人的人往往走向反面。这也是奥威尔这么怀疑甘地的原因了。人的定位最好是人，如此，你就能冷静、平等地看待一切。

        但愿某一天时代对个人思考的勒索会真正结束，尽管那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永远有新问题产生。

与2011年8月

价值坍塌，吃饭工作睡觉

       我不知道什么能够阻止这一切。自己的价值系统在全速崩塌。我太容易受到影响，也太容易执着于绝对本身。我从理性上是承认虚无的，但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情感上并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退守到宗教可不可以守住一些。因为退到哲学的本初，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切都是“信仰”。只是人们愿意这样去相信，哪怕是一种自欺。但也许我是像《奇迹的黄昏》作者袁剑说的那样：“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

        这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就我个人认识到的粗浅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遵循这这样一个从满怀希望到充满绝望的状态的。蒙昧-经典-启蒙-怀疑-解构。从绝望中有没有升出希望，我倒是没有察觉到。总之，我认为是一个坍缩的图景。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看法。必然沾染有我个人那种消极心理在做鬼。

        我算是一个信仰者吧，尽管不是那种很萌很萌的信，至少是一种装逼。我信仰爱，亲情，友谊等等，信仰人性本身。这样决定了我是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这也是我一直不敢把批判性理性大量运用到这上面的原因。我爱我的父母、朋友以及更多，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温暖前所未有。我也信仰人本身，因为我们只能自救，上帝不一定靠得住，因为上帝没准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非《圣经》所说的那样，人的上帝的孩子。

        以上的西式思维的我。


        得救之道也许在东方哲学之中，例如道家的思想就更信奉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当然相对主义是一些人对之的蔑称。我并不认为这是贬义。东方哲学虽然分类庞杂。但是我觉得也有共同之处。总体给我感觉就是一种通融，并且讲求关照内心。比如佛教，也许也类似于印度教。不汲汲于什么确定的东西，不一条道走到黑。世界观中目的的成分也不是很重。

        想到此，心火立马下去大半，决定以后还是多看看东方哲学思想吧。所以有时候按这样的思维一想，西哲那些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都是伪问题。就像是狗咬尾巴转圈。哈哈。有时人只管吃饭工作睡觉，做自己，标榜价值才是虚的。想到此，突然记起来《三体》中的史强队长。

        人活着一辈子怎么可能没有困惑。但是对于解惑有的人靠别人多于靠自己。有的人却相反。我不知道我是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