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一九五七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二十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一九九五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一百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一九九六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马世芳：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Bob Dylan在1965年说过，从来就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抗议歌曲唱垮的，他才不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哩！ 迪伦大概不会想到，他说完这句话二十多年後，有个乐团确确实实唱垮了一个政权——以某种间接的方式。
我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著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义大利人当然还有台湾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著传说中的扒手，隔著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木偶戏第1720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著卡夫卡肖像的Ｔ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做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〇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〇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〇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〇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 “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
（一九九八）

【附记】

二○○一年，贺拉夫萨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岁。二○○五年一月，娄·里德和早已卸下总统职务的哈维尔相隔十五年之后在布拉格重逢，媒体多有报道。

“宇宙塑料人”在一九八八年（“丝绒革命”前一年）解散，改组为Plnoc。一九九七适逢“七七宪章”二十周年，“宇宙塑料人”在哈维尔的敦促下重组举行巡回演唱，并且发表了实况录音。一九九八年，“宇宙塑料人”赴纽约演出，并且和娄·里德同台表演了“地下丝绒”的名曲《甜蜜的简》（Sweet Jane）与《脏污大道》（Dirty Blvd）。贺拉夫萨逝世之后，“宇宙塑料人”仍然继续在欧美巡回演出，极受好评。二○○七年二月，“宇宙塑料人”应邀赴台北演出，这是他们首度来到亚洲。

文章中提到娄·里德送给哈维尔的专辑是《纽约》（New York），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娄单飞作品。文末那首歌原名是《满满一公车的执念》（Busload of Faith）。

一部历史——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有感

      我心里很清楚，我为何会为本文起如此一个题目——《一部历史》。那就是因为这部书实在不同于我们每一个大陆人在学校学到的“历史”书。在学校学的“历史”，总使我想起那种在喧闹的街区，一些人塞到你手里一打一打的花花绿绿的宣传单，而且塞到你手里的那些人面带微笑，并且会说谢谢。只不过，我们的“历史”是装订成册的，而且教育部要求务必所以学校都采用，塞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中脑中，却不会面带微笑对你说谢谢。尽管我们的书看上去很严肃不是花花绿绿的却也令人眼花缭乱，毕竟很多人还是着了它的道，像是信了小广告的宣传一般。
      当我得到徐中约先生的港版《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我实在愿意称呼这部书为历史——不带引号的历史。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把以前脑中那些残破不堪，涂涂改改，遮遮掩掩的“历史”洗掉，换上一些较前者客观的多、权威的多的历史。于是我大概跳过了1600-1900这一部分，直奔辛亥元年到1998这一段历史。
      我称本书为历史，个人认为这是我这个无名小卒表达对徐教授的最大认可与钦佩。因为这部书符合起码道义上、学术上的原则。当然在一部历史的基础上，它还是一部受世人广泛赞誉的历史巨著。
      就我读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我想简略做一些介绍。其一，在新文化运动部分，作者不仅把国内的种种西方思潮的背景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连思潮的重心演变的来龙去脉介绍的非常清楚。巴黎和会对西方社会失望，并导致一些人对西方思想的质疑，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细节都是亮点。其二，在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上，本书也阐述的十分详细。包括国民党历次改组，进而引发何种组织上的深层变化。国民党元老之间的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内部派系的斗争。国共合作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即两党本来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不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国民党，而是两方面都找原因。其三，中日战争这一部分，作者综合了国共两党各自的抗战与原则、日本方面、英美等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欧洲亚州战场等等相当多的方面分析局势变化。因而导出了日本当时最终投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当然了，结果必然与大陆的教材的结论大相径庭。其四，在国共内战部分，作者也综合了国共双方、美国、苏联以及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内民众等方面去谈。总结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分为两条线，一条讲大陆，一条讲台湾。这是我们的教材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在大陆部分，亮点很多，诸如国内教材基本上闭口不谈的中苏关系问题。文革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粗略地介绍了党内派系斗争问题，林彪与四人帮集团的覆灭也披露了大量我们不曾知道的史实。邓小平执政后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危机，其中包括现在我们有所耳闻却不清楚的89年“风波”。之后还有诸如中美关系、香港回归一些重要的关键点。从台湾方面，介绍了国民政府蒋中正、蒋经国先生与以后的民主社会在台湾的统治，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台湾经济的腾飞与政治改革。当然与大陆与台湾地区都有关的是两岸统一问题。
      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只草草概括了一下，当然也不是很全面。希望我如此拙略的概况不会影响你对本书的看法。徐中约教授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本书不仅论证清晰，引证丰富，而且配有大量图表和数据，并在每一章结尾都给出了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是在中国“历史”课本中想都别想的。最重要的是，本书尽管是一部权威学者的学术性著作，读起来却丝毫不令我这个业余人感到枯燥无味。非但如此，本书还给人以非常顺畅的阅读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中国近代史》一书本来以英文写就，是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之翻译为汉语，并以繁体在香港等地出版，以简体在大陆出版。所不同的是港版为42章，大陆版砍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部分的13章，仅仅剩下了29章，并且书中有许许多多的句子被反复“修改”。（详见《一国两版》）原因大家心中都有数，不必多言。另外呢，尽管徐教授尽力秉持客观中立，但是徐教授作为一个旅美多年的学者，但所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难免牵扯到美方。所以大家如果阅读，也请多多参考其他历史学家的意见与看法。其他不错的书还有《剑桥中国史》近代部分。外界的评价也很好。对历史与真相感兴趣的可以拿来看一下。
于2011年5月
徐中约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4881.htm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83.html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65.html?from=like
《一国两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202503/

崔卫平：中国有反对派吗

   按：本文是崔卫平教授参与娄烨影片，回答影片中的问题
           
2010年6月24日下午三时许，我在出租车上进入东城区南锣鼓巷胡同，窄小的胡同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我说：“那就让我下车吧，我就是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是第二次给娄烨演电影了。上回是他那部《颐和园》，这部影片最终被禁掉了。娄烨的这部新片是一部法语片，主要故事与场景都在法国，一小部分在中国。我在片中扮演一名被采访的知识分子，与我本人一模一样，没有脚本台词，既不换衣服也不化妆。不同在于，我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拍电影用的，真的；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对象用的，假的，需要当着镜头别上。

一名法国女记者对我提问，记者的旁边坐着翻译姑娘“花”，“花”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下面是回答影片中记者的问题，字词上稍作润饰。


一、中国目前处于什么历史阶段

哦，假如暂时不去考虑这个社会运用何种“现代”的方式，来开掘和消耗资源，不去考虑北京与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现代城市，让人联想起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都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肯定不是掌握在被统治阶级手中，这有什么奇怪吗？

可以借用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很像是文艺复兴这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它很像一个巨无霸式的“教会”。这是一个过于热衷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的“教会”，事实上它掌管着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掌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在掌管“意识形态”，想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任何与它稍有不同的人们、稍有不同的起点都被看作是“异端”，被看作是对于这个巨无霸的挑衅，不管是言论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包括拍摄一部在他们认为题材不合适的影片。

它掌管了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源，拥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实力和“权威”，也成了衡量人与事物的“尺度”或“标准”。这个社会仍然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体制以及处在体制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是一切（everything），能够享有种种特权和好处；而体制之外中的人们则什么都不是（nothing），他们很容易被视为不可信任的、甚至是危险和需要戒备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看他在教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地位、身份，而不是根据他的行动与作为，及这个人的良心、美德。

这个等级制度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系统。既存在普遍的狂妄自大，又存在普遍的奴性状态。体制内的人们虽然享有“体面”，但并无尊严，他们付出了人身依附的代价，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这是一方面。

然而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在想要牢牢控制的同时，到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和混乱。“教会”中的“牧师”即体制内的官员们，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人身披“道袍”却毫无信仰，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无责任感与远见；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糜烂生活。他们带动了整个社会腐败、放纵的风气，甚至民众也不例外。你们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夜夜笙歌，到处灯红酒绿。

当然也不仅是混乱，而是混乱＋生气勃勃。人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人、新的行动、新的地平线。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刘晓波审判的时候，法庭外有系上黄丝带的年轻人群；google离开时，五道口有鲜花、卡片和草泥马的歌声；一个人被警察造访，闻讯的人们马上前往围观、声援。“义人”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伦理传统，正在他们身上复活。富有伦理的人与人关系，正在他们当中出现。

又来到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做如何评价？不同程度地，每个人都会感到身上的压力。或早或迟，人们会从这种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他一个人的元气、尊严和精神，从而立足于他自己的理性、良心与美德，立足于他富有责任感的行为。这是有理由期待的，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

二、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在政党政治、党派竞争的环境下，你们说这是“执政党”，那是“反对党”，但是你们今天的“反对党”，或许明天就是“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这样的框架或者标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构成竞争力的“反对派”、“反对党”，他们不可能存在和立足。

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这么说吧——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制度性地排斥真相和真话，那么站在事实（包括记忆）一边的人们，就成了政府的心病，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排斥人的良知，扼杀有良知的行为和言论，那么依据自己的良心说话办事的人们，也会成为权力的大患，从而被视作“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会导致大量的不幸事件），而在发生了不幸事情之后，那些受害的人们，比如毒奶粉孩童的家长，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克拉玛依大火300多位葬身火海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自家的房屋遭遇强拆而不服的人们，他们一样会被当做对立面，受到监控、被跟踪，成为“反对派”；
还有那些拥有自身信仰的人们，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权威，也会被当做具有潜在的威胁，需要加以管制。

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反对派”（有还得了！），但是有着丰富的“反对派”土壤。在所有那些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取消真相以及抹杀历史记忆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出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反对派”。

在一些官方人士的眼里，也许“反对派”都心怀不满，野心勃勃，或都是一些“刁民”。恰恰相反，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本职工作出色，从来不贪不拿，富有伦理精神、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对于这个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包括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们在敲警钟。这些人想要对我们民族的明天真正负起责任，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今天通往明天的“建设派”。
今天对于他们的打压，是在打压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心出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出发，这当然引起了麻烦。。。

康德：什么是启蒙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 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 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 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 non estt supra grammaticos"（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撰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 --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1784年9月30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

梁文道：告别反日，深化反罪

按：本文来自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于2005年，在“明报”发表的两篇反省反日及于“平凡之恶”的文章。

【一】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

蜂拥一时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压制底下，看来暂时是平息下来了。为了遏止人民的愤怒，许多机构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报章干脆把“日本”二字列为禁忌，不要说不能发表反日言论，就算一篇介绍日本餐厅的文章也得暂时禁刊。但是在民间酝酿多年的仇日情绪是否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了呢？当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迟早还是要再拿上台面，所以许多民间人士倡议的“反罪”运动因此还是得继续推动，有关的论述也必须继续深化。

说到反罪，说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很多人会直觉地以德国在二战之后的表现来做比较，追问日本人为何不像德国人那般深切忏悔。得出的答案往往归结到日本文化的本质或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例如人类学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经典著作“菊花与刀”里的著名判断：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种化约的文化解释不只大而化之摆脱了历史细节，而且过度强调了日本的特殊性，反过来正好证明了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认错，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这类很知识分子的论述方式，竟然与大陆网站上激进的平民言论不谋而合。那些被认为很民粹很粗暴的愤青同样觉得日本是“死不认错”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就是这么贱“，只不过知识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学术词汇罢了。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同样地，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许多西方知名媒体也倾向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将其描述成“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历史矛盾”，并且详列战后日本官方曾经作出的道歉次数，证明日本业已清除罪责。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意见认为他们道歉道得够多了，不懂中国干吗还老叫他们认错，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只各国传媒将严辞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过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悔意的谢罪。而在于尽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于公开声称侵略亚洲其实是解放亚洲，却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至于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记忆坐标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历史学界的争论之一是死亡的确切人数中国史学界大多坚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超过30万。而日本方面则有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南京城内根本没有30万人。历史事实的确要客观地发掘研究，但是无论当年死者的确切人数有多少，都不可能改变屠杀事件的邪恶性质。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人数直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它灭绝人性的恐怖本质却毋庸争论，更何根本地去否认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学者要不干脆宣称“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要不就是把焦点放在罹难人数等”无关宏旨“的技术问题上。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这是因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当作是纳粹德国那般的反人类罪恶来看待。当然，有很多论者以为纳粹的罪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则只不过是所有战争都会出现的暴力加大码罢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刊于2005年5月4日“明报”，“笔阵”

【二】我们无罪我们只是小零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 ...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 ...“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8231;鄂伦（汉娜阿伦特）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阿道夫艾希曼）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邪恶的平庸）。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汉娜阿伦特”重新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激进的恶），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8231;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甲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仿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露丝本尼迪克特）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刊于2005年5月11日“明报”，“笔阵”

毛向辉：控制与失控的悖论

阿角《道恩灯塔水母》
计算机生成动态影像装置

阿角是一颗神经元( @aaajiao)，每个人都是，但是他的作用很特殊。

他刚和我提及Cybernetics 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因为从中国艺术家最里面讲出家庭控制、社会控制或者政治控制我都不稀奇，但是能够冒出控制论令我这种理科生要有危机感了。穿透科学、艺术、宗教的细胞壁，进入和糅合的人并不多，阿角这颗神经元从一开始就渗透得绰绰有余。

以Cybernetics理论中最常用的火箭的控制作为范例，我们知道火箭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所以需要一套系统来保证它排除各种因素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这时候你去控制的目的是清楚的，而且能够透过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达到目标。但是无论控制火箭的系统设计多么高超，火箭的结果就是毁灭，所以完美的火箭控制就是完美的毁灭控制。社会比火箭还要复杂，社会是没有特定清晰的目标的，即使有，也是千千万万，难以用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在大的趋势上，人类社会本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辩论，也用鲜血生命去铺垫了少数精英的社会“梦想”，最终那些梦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都把自己当作简单的火箭去控制，不管那个目标多么令人激奋，都是一个劫持整体的不归路。

阿角《博客考古》
信息互动装置
240 x 350 x 140 cm

联想到对社会的控制让整个中国历史变成是一个重复失败的历史，延续到如今。马上浮现出半个悖论，一个希望精准控制结果的系统却总是失控。

控制的结果是注定的，就是自我结束。可是控制论不是这样的，控制论希望达到的是可生存的目标，用时下的名词来说就是可持续性。在控制论的延伸中，我最欣赏的是那些更加实际应用的模型，例如VSM（可生存系统模型）。这是Stafford Beer 在20世纪70年代将控制论应用于组织机构的的最突出贡献。VSM用五个子系统模型，展示了作为一个系统（大可致全球人类，小到政府、企业机构）都可以用这样的五个子系统去展示生命力，都可以成为了管理控制论的核心，也给我们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可以生存的系统”。VSM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系统产生的多样性（在控制论中为Variety）必须在和系统环境的多样性相互匹配，才可能生存延续，否则就是朝生暮死，朝生暮死的组织自己终结不算，永远都是害人的。

阿角《北斗神拳》
视频装置：牛皮、媒体播放器
单屏，4'4''

这就浮现出后半个悖论的猜想，如果让越来越多独立单元保持自由不受控制状态，创造多样性的机会，只是在高阶层浮现有效的法则，是否就可以协同产生足够多自我生存的可能性，让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可控。这种智慧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或曾有所闪现，但永远没有系统地作用于整个社会体系，艺术作品应当创造改变这种思维方式的机会。

所谓在高阶层的法则，并非如期望控制者所定义，而是来自于进化的升华。这一点现在更加清晰地从科学哲学家 Stuart Koffman的进化上帝学说得到阐述。在”Reinventing The Sacred”中论及上帝造物的宗教过程是可以被科学逐层重演的，意识和人性也都是复杂进化的结果，所以宗教的造物主不是必须的。这与我提出的＂分享主义＂ （Sharism）不谋而合，分享主义将独立个体的群体如通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一样各自分享到周边，透过递归叠加产生高阶智慧。叠加智慧理解为一个高阶超能力，所以会产生“社会性上帝”（Social God）现象，更整体地产生嬗变，个体无法理解，但是个体可以感受到神圣。

阿角《水测》信息互动装置：木头，
铁，蠕动泵，烧杯
90 x 50 x 230 cm

我在2009策划奥地利电子艺术节研讨会时提出＂云智慧＂（Cloud Intelligence）作为主题，让科学家和艺术家同时兴奋，因为科学家探求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对知识的结构，艺术家探求云聚散对社会的结构。研讨会异常成功，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教育学家 Stephen Downes 也是主讲者之一，和我谈到宗教创造了人类未来的镜像，那就是在宗教中“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实中不是自初始就存在，而是在进化中产生，因此就算如今上帝也可能只是在很婴儿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他大脑的一个神经元而已。我们摆脱了“上帝”概念的控制，就成为了新上帝的一部分。

阿角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神经元，社会性上帝大脑的一部分。他不控制，他只在乎艺术与科技如何在山顶会合。

原文地址：为新媒体艺术家阿角“控制”(Cybernetics)展览所作序言
阿角Twitter：@aaajiao

艾未未：此时此地

我出生在北京东边的一个叫做豆腐巷的四合院里；父亲下放到东北，我们跟着住进东北林子里伐木者的房子；后来又去新疆，住进连成一排的房子，苏联风格的；然后下放到连队，先住宿舍，后住“地窝子”——地上挖一个土坑，上面覆盖了树枝和泥土的那种房子，我们离开后，就做了猪圈；后来又住在了招待所，就是今天的旅店。

　　后来，我去了美国，住过费城的连排房；在伯克利湾区，住在别人家，山坡上有着海湾景观的宅子；还住过一种叫做男生会的地方，顶层阁楼；在纽约，住过艺术家的通仓式工作间。因是自费留学，钱比较紧张，要么住在便宜的地方，要么和别人合住，前后搬过十几次家。另外，我在纽约还住过一个进深很深的地下室，一部关于纽约的电视剧就是在那里拍的。

　　回到北京，我先是住在四合院中，现在住在我的工作室里。住宅类的房子，基本上我都住过。旅行住过欧洲的家庭旅馆、有特色的小旅馆，去意大利，在一个三百年来房子和家具陈设都没有任何改变的房子中，还住过友人的城堡和奢华的赌场酒店。除了兵营监狱，几乎什么样的房子我都住过。

　　今天住的房子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满足了我消耗每一天的可能。让我想做事就做事，想半夜做事就半夜做事，想吃饭就吃饭，一切都很自由，你知道，我的工作室就离我几步远，和朋友聊天也很方便，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

　　提到“简约”我总感到像是一个医学词汇，就像是“糖尿病”、“肾炎”之类的，我讨厌这个词。但我比较喜欢“简单”，用明白的方式有效的去处理一件事，直截了当。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所遇到的事情都不需要用智慧的头脑，我很幸运，需要高智慧的事，我都不会遇到。建筑和室内设计所涉及的事情也都是相当简单的，都只需要凭直觉和最朴素的工艺就能完成。基本的材料、基本的处理方式就能满足我们的快感。就像做菜，我们不需要将所有的调料全混进去，也许只用清水一煮，也会很可口，因为菜本身所包含的气质、色彩、味道是阳光、空气、土地给我们的。

　　家中猫狗很有地位，它们比我们更像主人，它们在院子里的架势常常激起我对这所房子更多的好感，它们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在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这让我高兴。

　　不过，我没有给它们设定专用空间，我无法用动物的头脑去思考，这是我崇拜它们的原因，我达不到它们的境界。我只能把全部空间留给它们，然后去观察，最终发现：原来它们竟然也喜欢这儿或那儿。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

　　我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留下余地和可能，我认为这叫自由。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如何让空间，让形态回到基本点，这就有了最大的自由，因为基本点是不可能去掉的，除此之外我认为不应该添加什么。在一个空间，可能只需要一盏灯，一张坐椅，一只杯子，就能具有神采，具有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什么你非得做出造型呢，为什么非要加一个壁炉呢，为什么非把地板拼成图案呢？我认为这些都是盲目的。人的情感不是设计师可以设计的，它有自己的方式，就像猫下一步的去向，我是无法预知的。

　　就像你走在海边，看到漂亮的贝壳就拾起几颗，或者在沙滩上捡几粒有意思的小石子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一把历经过几百年的椅子时，会感到好奇，通过它能感受到古人的姿态、想法，但我不会因此崇尚它、炫耀它，我不认为它除了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外，还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影响我，我有许多书，比较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无论是木器、铜器，还是玉器，但我所做的努力是忘掉它们，避免走走过的路，说说过的话，能在我做每一件事情时，提出新的看法。“此时此地”是无法代替的，在所有艺术，建筑，设计等活动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此时此地”。

　　我不喜欢北京，它不适合人居住。不是为此时此地而设计的，或是说此时此地，在这个城市中没有城市人。我过去不喜欢自然，因为我认识的自然是严酷的。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没有电，没有卫生条件。你上厕所时，只需要出门走出几十米，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解决。风沙很大，冬天很冷，可以把人冻僵。人是逐渐走向文明的，文明会有文明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它应该比不文明的问题要小一些。

　　精确不是设计中的高标准，它往往是在故弄玄虚。无论建筑、室内设计、写作、还是说话，都会有细节，有方式，有条理，有情感，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精细的，也可以是粗犷的，这些并不是评价的标准。设计的好坏是在于你是否具有基本的概念，它来自于你的世界观，你的美学修养，你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在设计中最缺少的其实是常识，包括大到善恶、对错，小到材料、工艺、实施能力、造价的判断。具备这些常识的前提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工程经验、美学经验和社会经验。

　　我写过关于空间的感受。空间是奇妙的，它是一个物质化的东西，同时也具有精神的含义。很多人认为高而大的空间最理想，其实这并不是重要的，小有小的味道，低有低的味道，窄有窄的味道，每一种空间都有它的特征，都有它的可能。

　　我没有看到中国有什么像样的设计师，他们大多缺少对此时此地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年代，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年代，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年代，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只以为自己与艺术有联系就非常得意。普遍来说不求甚解，缺少基本的做事态度，美学比较混乱。虽然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走过十几年了，从最初的大会堂，到每个人的家，再到所谓的第二别墅，如今的设计师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位置和职责，回避别人曾经用过的风格，创造出属于本地的、和个人经验有关的风格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很小，在整个作品中，只需要说清一两个问题就很好了。

　　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清楚，也因此有了一分责任，或者说现在你有这个机会，那就不要让印刷厂把这页纸浪费了，这是我珍惜的地方。但实际上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含义：我不在乎名利，因为人类各种社会评价全部是在一个非常限定的条件下完成的，它可以给你荣誉也可以让你丧失荣誉，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幻觉；我不太在意公众的评价，我是公众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在意对自己的评价。

　　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没怎么努力过。很多事情，都是我做完之后才知道的。比如我盖了房子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个建筑师；喜欢玩，作了些东西后，人家说我是艺术家；因为自己爱说话，别人说我与潮流和时尚有关……但这一切都是发自我最基本的需要，因为我是个人，所以我要思考，不想掩饰自己的看法。我不承认什么错误是自己犯的，我想应该是上帝的安排吧，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太了解它，怎么会有不满意呢？如果仔细想想，也许全部是高兴的事。

　　自我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相信生命本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抵抗后天的教育、理想等等一切，它的作用是强大的，每个人都一样。

　　我的生活特点是：没有计划，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有人会说，这怎么能行呢？但实际上，这样是重要的，我可以投入到我喜欢的事情中，因为没有障碍，我不会被套住。

　　我把手上的跟建筑有关的项目做完之后，我就一件也不做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套，我可以去做别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件让我失败点儿的事情，这个成功让我觉得丢脸。是这个行业的“差”，才让我成功的，我还在这个行业里混什么呢，我得赶快拔出脚来。我再也不做和建筑有关的事情了，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叠个小纸人啊，在湖面打个水漂啊。比如饮食，它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一会儿时兴吃粤菜，一阵儿又时兴吃川菜，但每个人不会让自己的味觉随着饮食的潮流而变化，因为我们总有自己喜欢吃的那口菜、喜欢喝的那勺汤，每个人都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时，这才是一个有意思的世界，才会有人肯定地说，我喜欢什么。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盲目地追求潮流时尚，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无聊，生活是每个人走向自己的地方，在自己愿意的心情中去做事情。做回自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因为经过如此多的斗争、磨难、贫困以及思想上的禁锢，教育的堕落，美学的衰败，现实已是千疮百孔。尽管做一回原来的自己很难，但也的确重要。

200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