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思乡与蛋白酶

　    我们都有一个胃，即使不幸成为植物人，也还是有一个胃，否则连植物人也做不成。
　　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了个“吃”。如果以为这个“吃”是为了中国人的胃，就错了。这个“吃”，是为中国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所谓“色、香、味”。
　　嘴巴这一项里，除了“味觉”，也就是“甜、咸、酸、辣、辛、苦、膻、腥、麻、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口感”，所谓“滑、脆、黏、软、嫩、凉、烫”。
　　我当然没有忘掉“臭”，臭豆腐、臭咸鱼，臭冬瓜，臭蚕豆，之所以没有写到“臭”，是我们并非为了“逐其臭”，而是为了品其“鲜”。
　　说到“鲜”，食遍全世界，我觉得最鲜的还是中国云南的鸡土从菌。用这种菌做汤，其实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我怀疑这种菌里含有什么物质，能完全麻痹我们脑里面下视丘中的拒食中枢，所以才会喝到胀死还想喝。
　　河豚也很鲜美，可是有毒，能置人死命。若到日本，不妨找间餐馆（坐下之前切记估计好付款能力），里面治河豚的厨师一定要是有执照的。我建议你第一次点的时候，点带微毒的，吃的时候极鲜，吃后身体的感觉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议你此时赶快做诗，可能你此前没有做过诗，而且很多著名诗人都还健在，但是，你现在可以做诗了。
　　中国的“鲜”字，是“鱼”和“羊”，一种是腥，一种是膻。我猜“鲜”的意义是渔猎时期定下来的，之后的农业文明，再找到怎样鲜的食物，例如鸡土从菌），都晚了，都不够“鲜”了，位置已经被鱼和羊占住了。
　　鱼中最鲜的，我个人觉得是广东人说的“龙利”。清蒸，蒸好后加一点葱丝姜丝，葱姜丝最好顺丝切，否则料味微重，淋清酱油少许，料理好即食，入口即化，滑、嫩、烫，耳根会嗡的一声，薄泪洇濡，不要即刻用眼睛觅知音，那样容易被人误会为含情脉脉，低头心里感激就是了。
　　羊肉为畜肉中最鲜。猪肉浊腻，即使是白切肉；牛肉粗重，即使是轻微生烤的牛排。羊肉乃肉中之健朗君子，吐雅言，脏话里带不上羊，可是我们动不动就说蠢猪笨牛；好襟怀，少许盐煮也好，红烧也好，煎、炒、爆、炖、涮，都能淋漓尽致。我最喜欢爆和涮，尤其是涮。
　　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象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顿，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嚼是为了肉和料混合，其实不嚼也是可以的。料要芝麻酱（花生酱次之），豆腐乳（红乳烈，白乳温），虾酱（当年产），韭菜花酱（发酵至土绿），辣椒油（滚油略放浇干辣椒，辣椒入滚油的制法只辣不香），花椒水，白醋（熏醋反而焦钝），葱末，芫荽段，以个人口味加减调和，有些人会佐食腌糖蒜。京剧名优马连良先生生前到馆子吃涮羊肉是自己带调料，是些什么？怎样一个调法？不知道，只知道他将羊肉真的只是在水里一涮就好了，省去了一个“顿”的动作。
　　涮羊肉，一般锅底放一些干咸海虾米和干香菇，我觉得清水加姜片即可。料里如果放了咸虾酱，锅底不放干咸海虾米也是可以的，否则重复；香菇如果在炭火上炙一下再入汤料，可去土腥味:姜是松懈肌肉纤维的，可以使羊肉更嫩。
　　蒙古人有一种涮法是将羊肉在白醋里涮一下，“生涮”。我试过，羊肉过醋就白了，另有一种鲜。这种涮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征进时的快餐吧，如果是，可称“军涮”。
　　中国的饮食文化里，不仅有饱的经验，亦有饿的经验。
　　中国在饥谨上的经验很丰富，“谨”的意思是蔬菜歉收，“饥”的另有性欲的含义，此处不提。浙江不可谓不富庶，可是浙江菜里多干咸或发霉的货色，比如萧山的萝卜干、螺丝菜，杭州、莫干山、天目山一带的咸笋干，义乌的大头菜，绍兴的霉干菜，上虞的霉千张。浙江明明靠海，但有名的不是鲜鱼，奇怪的是咸鱼，比如玉环的咸带鱼，宁波的咸蟹，咸鳗鲞，咸乌鱼蛋，龙头考，咸黄泥螺。
　　宁波又有一种咸冬瓜，吃不惯的人是连闻都不能闻的，味若烂尸，可是爱吃的人觉得非常鲜，还有一种臭苋梗也是如此。绍兴则有臭豆。
　　鲁迅先生是浙江人，他怀疑浙江祖上人也许不知遭过多大的灾荒，才会传下这些干咸臭食品。我看不是由于饥谨，而是由于战乱迁徙，因为浙江并非闹灾的省份。中国历史上多战乱，乱则人民南逃，长途逃难则食品匮乏，只要能吃，臭了也得吃。要它不坏，最好的办法是晾干腌制，随身也好携带。到了安居之地，则将一路吃惯的干咸臭保留下来传下去，大概也有祖宗的警示，好像我们亲历过的“忆苦思甜”。广东的客家人也是历代的北方逃难者，他们的食品也是有干咸臭的。
　　中国人在吃上，又可以挖空心思到残酷。
　　云南有一种“狗肠糯米”，先将狗饿上个两三个月，然后给它生糯米吃，饿狗囫囵，估计糯米到了狗的“十二指肠”（狗的这一段是否有十二个手指并起来那么长，没有量过），将狗宰杀，只取这一段肠蒸来吃。说法是食物经过胃之后，小肠开始大量分泌蛋白酶来造成食物的分化，以利吸收，此时吃这一段，“补得很”。
　　还是云南，有一种“烤鹅掌”，将鹅吊起来，让鹅掌正好踩在一个平底锅上,之后在锅下生火。锅慢慢烫起来的时候，鹅则不挺地轮流将两掌提起放下，直至烫锅将它的掌烤干，之后单取这鹅掌来吃。说法是动物会调动它自己最精华的东西到受侵害的部位，此时吃这一部位，“补得很”。
　　这样的吃法已经是兵法了。
　　相较中国人的吃，动物，最凶猛的动物，吃起来也是朴素的，表情平静。它们只是将猎物咬死，然后食其血或肉，然后，就拉倒了。它们不会煎炒烹炸熬煸炖涮，不会将鱼做成松鼠的样子，美其名曰“松鼠桂鱼”。你能想象狼或豹子挖空心思将人做成各种肴馔才吃吗？例如爆人腰花，炒人里脊，炖人手人腔骨，酱人肘子， 人耳朵，涮人后脖子肉，腌腊人火腿，干货则有人鞭？
　　吃，对中国人来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步。“吃哪儿补哪儿”，吃猪脑补人脑，这个补如果是补智慧，真是让人犹豫。吃猴脑则是医“羊痫风”也就是“癫痫”，以前刑场边上总有人端着个碗，等着拿犯人死后的脑浆回去给病人吃，有时病人亲自到刑场上去吃。“吃鞭补肾”，如果公鹿的性激素真是由吃它的相应部位就可以变为中国男人的性激素，性这件事也真是太简单了。不过这是意识形态，是催眠，所谓“信”。海参，鱼翅，甲鱼，都是暗示可以补中国男女的的性分泌物的食品，同时也就是暗示性的能力的增强。我不吃这类东西，只吃木耳，植物胶质蛋白，而且木耳是润肺的，我抽烟，正好。
　　我以前的闲话闲说里聊过中国饮食文化的起因：
　　现在呢，则不妨将《招魂》录出：
　　稻粢穱麦，挐黄梁些。
　　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鄨炮羔，有柘浆些。
　　鹄酸臇凫，煎鸿鸧些。
　　露鸡舋衟，厉而不爽些。
　　粔籹蜜饵，有□餭些。
　　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这样的食谱，字不必全认得全懂，但每行都有我们认得的粮食，家蓄野味，酒饮，烹调方法。如此丰盛，魂兮胡不归！
　　这个食谱，涉及了〈礼记·内则〉将饮食分成的饭、膳、馐、饮四大部分。先秦将味原则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这个食谱以“大苦”领首，说明是夏季，更何况后面还有冰镇的“冻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冷饮。
　　难怪古人要在青铜石器上铸饕餮纹。饕餮是警示不要贪食，其实正暗示了所盛之物实在太好吃了。
　　说了半天都是在说嘴，该说说胃了。
　　食物在嘴里的时候，真是百般滋味，千般享受，所以我们总是劝人“慢慢吃”，因为一咽，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连辣椒也是“辣两头儿”。嘴和肛门之间，是由植物神经管理的，这当中只有凉和烫的感觉，所谓“热豆腐烧心”
　　食物被咽下去后，经过食管，到了胃里。胃是个软磨，被嚼碎的食物再磨细，我们如果不是细嚼慢咽，胃的负担就大。
　　经过胃磨细的食物到了十二指肠，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口中物，能不能化成我们自己，全看十二指肠分泌出什么样的蛋白酶来分解，分解了的，就吸收，分解不了吸收不了的，就“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影响很大，诸如打嗝放屁还是小事，消化不良可以影响到精神不振，情绪恶劣，思路不畅，怨天尤人。自己烦倒还罢了，影响到别人，鸡犬不宁，妻离子散不敢说，起码朋友会疏远你一个时期，“少惹它，他最近有点精神病。”
　　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诫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会影响人一辈子。
　　人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蛋白酶的构成有很多可能性，随着进入小肠的食物的种类，蛋白酶的种类和解构开始形成以至固定。这也是例如小时侯没有喝过牛奶，大了以后凡喝牛奶就拉稀泻肚。我是从来都拿牛奶当泻药的。亚洲人，例如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例如美国，绝大多数都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侯牛奶喝的少或根本没有的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
　　牛奶在美国简直就是凉水，便宜，新鲜，管够。望奶兴叹很久以后，我找到一个办法，将可口可乐搀入牛奶，喝了不泻。美国专门出一种供缺乏分解牛奶的蛋白酶的人喝的牛奶，其中掺了一种酶。这种牛奶不太好找，名称长得像药名，总是记不住，算了，还是喝自己调的牛奶吧。
　　不过，“起士”或译成“起司”的这种奶制品我倒可以吃。不少中国人不但不能吃，连闻都不能闻，食即呕吐，说它有一种腐败的恶臭。腐败，即是发酵，动物蛋白质和动物脂肪发酵，就是动物的尸体腐败发酵，臭起来真是昏天黑地，我居然甘之如饴，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是不吃臭豆腐的，一直没有过这一关。臭豆腐是植物蛋白和植物脂肪的腐败发酵，差了一个等级，我居然喜欢最臭的而不喜欢次臭的，是第二个自己的不可思议。
　　分析起来，我从小就不吃臭豆腐，所以小肠里没有能分解它的蛋白酶。我十几岁时去内蒙古插队，开始吃奶皮子，吃出味道来，所以成年以后吃发酵得更完全的起士，没有问题。
　　陕西凤翔人出门到外，带一种白土，俗称“观音土”，水土不服的时候食之，就舒畅了。这白土是碱性的，可见凤翔人在本乡是胃酸过多的，饮本地的碱性水，正好中和。
　　所以长辈“不要挑食”的告诫会影响小孩子的将来，道理就在于你要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使你的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的完整，于是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都吃得，什么都能消化，也就有了幸福生活的一半了。
　　于是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就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
　　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历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我挑剔不挑剔？
　　话说我沿着十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开，早上三明治，中午麦当劳，天近傍晚，路边忽然闪出一块广告牌，上写中文“金龙大酒家”，我毫不犹豫就从下一出口拐下高速公路。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间去请教，温州话我是不懂的，但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我还是懂了。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菜呀！炝油，炸盐，煎少许猪肉末加冬菜、再煎一下郫县豆瓣，油红了之后，放豆腐下去，勾兑高汤，盖锅。待豆腐腾的涨起来，起锅，撒生花椒面，青蒜末，葱末，姜末，就上桌了，吃时拌一下，一头汗马上吃出来。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什么“龙风承祥”，什么“松鼠桂鱼”，场面菜不常吃，吃也是为吃个场面，吃个气氛，吃个客气，不好吃也不必说，难得吃嘛。家常菜天天吃，好象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好，转回来说美国西部蛮荒之地的这个“金龙大酒店”。我推门进去，站柜的一个妇人迎上来，笑容标准，英语开口，“几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从她肩上望过去，座上都是牛仔的后代们，我对他们毫无成见，只是，“您这里是中国餐馆吗？”
　　“当然，我们这里请的是真正的波兰师傅。”
　　到洛杉矶的一路上我都在骂自己挑剔。波兰师傅怎么了？波兰师傅也是师傅。我又想起来贵州小镇上的小饭馆，进去，师傅迎出来，“你炒还是我炒？”中国人谁不会自己炒两个菜？“我炒。”
　　所有佐料都在灶台上，拣拣菜，抓抓码，叮当五四，两菜一汤，吃得头上冒汗。师傅蹲在门口抽烟，看街上女人走路，蒜瓣儿一样的屁股扭过来扭过去。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老华侨叶落归根，直奔想了半辈子的餐馆、路边摊，张口要的吃食让亲戚不以为然。终于是做好了，端上来了，颤巍巍伸筷子夹了，入口，“味道不如当年的啦。”其实呢，是老了，味蕾退化了。
　　老了的标志，就是想吃小时侯吃过的东西，因为蛋白酶退化到了最初的程度。另一个就是觉得味道不如从前了，因为味蕾也退化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食品的评价，儿孙们不必当真。我老了的话，会三缄吾口，日日喝粥就咸菜，能不下厨就不下厨，因为儿孙们吃我炒的蛋，可能比盐还咸。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一九九六年二月 加洲洛杉矶

读《七十年代》有点儿感

      “每个时代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独有那些或隐含或显现出来的价值逻辑与思维方式死死地陷入那一代人心里。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是我读《七十年代》这本书时，偶发感想随手发了个信息发给孟霖。孟霖回信曰：“那你觉得我们能超越时代的局限，领会到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和其他时代不同的东西吗？”这个反问让我一愣。然后回了个信，避开了回答。回头一想，也许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因为启蒙（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会反戈一击，摆脱上述那种时代的束缚，或者退一步说，部分地摆脱吧。《七十年代》讲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

      尽管我只看了李陀的卷首语，一篇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还有半篇北岛的《断章》。我便足以嗅出这本书的分量。卷首语说沉甸甸的是记忆不是控诉，不是伤痕。是一组知识分子在成熟了、懂事了之后的集体印记。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次对当年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呈现。历史叙述本来就很难不带感情，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读到不带感情的东西。对于毛时代。徐冰说的我觉得很好，“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抱怨与解构的意义仅仅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而更重要的是要问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毛一样反过来把毛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彻彻底底地全部丢弃？丢弃以后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资格建立更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丢的掉吗？至今我的父亲还是记得当年的《共产党好共产党亲》里面一句令我觉得酸不拉唧脸上挂不住唱出来不好意思的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红歌已经跟当年苏联的诸如《喀秋莎》这类革命歌曲走了相同的路线，那就是“意义”失去，只剩下“歌词发音”的旋律了。就是说，这首歌你已经不需要想它到底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尽管它还是在官方看来还是具有少量意识形态教育（说难听就是洗脑）的色彩。而民众却未必这么想。

      尽管在我看来，浅洗脑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类歌我也是不唱的，但是我绝对不能剥夺别人唱这种歌的自由。尽管论艺术性什么的，这类歌大多差的很。但是仍旧是一代人或者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徐冰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坦言，这种印记是抹不去的，更是逃不开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这几天大一的学弟学妹也开始军训了，蛮吵的。吵得受不了就心里愤愤地骂：“妈逼的。这种活动就你妹的浪费时间，灌输集体主义，简直就是搞奴化、洗脑！这跟文革时候有森马区别呀？还你妹拉歌，这不就是搞群众运动那一套吗？擦！”后来想想上述说的我觉得还是都对。因为军训的确是1989年某事件之后又加上的。但是我也不能太过上纲上线了。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分析个前因后果的。

      时代烙印这种东西的确是束缚人的思维。但是你又逃不开。所以孟霖的反问有道理。而我第一段的结论：知识分子或许可以部分地避开时代的束缚。其实最终也是悖论——能够逃的出时代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使用当时的时代话语如何作用与时代。所以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的必要。除非你出世。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承认很大。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苦逼兮兮的有什么超越感。尽管不做出“举世混浊”之姿态那很难，因为知识分子这群人跟普通大众的知识结构也好，道德素养也好，我只能说有很大差别。请注意，我没有说，知识分子一定就是对的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局限性必然是有的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完美无缺的。只有意识到这种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为“淫民”服务，哈哈！

      怎么说呢，我自己以前一直给自己定位要做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后来想想，其实这是一种挺傻逼的道德标榜。现在一切都看透了。做自己就做自己。随便他妈什么角色呢。问心无愧就好了。

于2011年9月

自说自话

        自己不太想像我以前那样子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深知眼中的世界透了多少个人色彩在内。冷静下来的时候才逐渐感觉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清晰了。这时我已经褪去那些激进的、幻想的、浪漫的想法。剩下来的相对理性和清醒的东西。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会一直关心这个问题。

        时代什么样就在那里摆着。定位好一个渺小的个人与一个宏大的时代的关系很重要。除了做一些什么，任何的抱怨都没有意义。当然“做一些什么”包括想清楚在时代面前弱小的单个个体应该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面对一只逐渐死去的，生满脓疮鲜血直流的母兽，你最矛盾的就是去选择去救她还是趁着这巨兽还没有腐烂到不能下口，自己赶紧趴上去多吸一口血、多撕一块肉。更为现实的比喻可能还是鲁迅先生的比喻，到底选择吃别人多一还是选择被人吃多一点。总之既然生活在继续，吃人就在继续。因为溃烂在继续，而你也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保全不了整体以及你自己。

        做出以上判断也许很多人看来还是太过消极。他们觉得变局很多，互联网呀，或者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呀都可以带来改变，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变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现在正在迎来辉煌的时刻。我不想对于这种观点给出什么评价，只是与之不同。我只是想在制度上说几句。坏的制度即使遇到好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而且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我认为作为人，大部分人绝对不可能有多坏。坏的永远是制度，是制度使人异化，使人扭曲。一个纳粹党员在家里也是慈父也是孝子。跟踪你的熊猫也是一个辛辛苦苦养家的普通人。我并不倾向于把善恶观过分地指向个人。同样更不会认为所谓的某某阶级怎么样怎么样。普通人只想活下去，这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不好的地方。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巨大的体制惯性与外界环境面前选择放弃自我是很划算的，这一点实属无奈。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了中国国家的内驱力与整个精神状态。然而制度又与人密切相关，没有不需要人来维护的制度。在此，人的“平凡之恶”最为令人痛心疾首。最终就是个人与制度交互妥协造成了最终的悲惨结局。

        我既然对人对制度有着如此含混不明确的态度。所以导致我从理性上倾向于启蒙与改良。我不认为浪漫主义的革命有什么好的。即使现在的时刻已经瓜分豆剖。心急依然吃不了热豆腐。以前的我可笑的很，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救世情结。现在想想无非就是为了获取一种凌驾众生的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与超越感。后来一想，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想必当年也有此豪情，不由得一身冷汗。妄图做圣人的人往往走向反面。这也是奥威尔这么怀疑甘地的原因了。人的定位最好是人，如此，你就能冷静、平等地看待一切。

        但愿某一天时代对个人思考的勒索会真正结束，尽管那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永远有新问题产生。

与2011年8月

价值坍塌，吃饭工作睡觉

       我不知道什么能够阻止这一切。自己的价值系统在全速崩塌。我太容易受到影响，也太容易执着于绝对本身。我从理性上是承认虚无的，但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情感上并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退守到宗教可不可以守住一些。因为退到哲学的本初，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切都是“信仰”。只是人们愿意这样去相信，哪怕是一种自欺。但也许我是像《奇迹的黄昏》作者袁剑说的那样：“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

        这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就我个人认识到的粗浅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遵循这这样一个从满怀希望到充满绝望的状态的。蒙昧-经典-启蒙-怀疑-解构。从绝望中有没有升出希望，我倒是没有察觉到。总之，我认为是一个坍缩的图景。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看法。必然沾染有我个人那种消极心理在做鬼。

        我算是一个信仰者吧，尽管不是那种很萌很萌的信，至少是一种装逼。我信仰爱，亲情，友谊等等，信仰人性本身。这样决定了我是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这也是我一直不敢把批判性理性大量运用到这上面的原因。我爱我的父母、朋友以及更多，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温暖前所未有。我也信仰人本身，因为我们只能自救，上帝不一定靠得住，因为上帝没准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非《圣经》所说的那样，人的上帝的孩子。

        以上的西式思维的我。


        得救之道也许在东方哲学之中，例如道家的思想就更信奉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当然相对主义是一些人对之的蔑称。我并不认为这是贬义。东方哲学虽然分类庞杂。但是我觉得也有共同之处。总体给我感觉就是一种通融，并且讲求关照内心。比如佛教，也许也类似于印度教。不汲汲于什么确定的东西，不一条道走到黑。世界观中目的的成分也不是很重。

        想到此，心火立马下去大半，决定以后还是多看看东方哲学思想吧。所以有时候按这样的思维一想，西哲那些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都是伪问题。就像是狗咬尾巴转圈。哈哈。有时人只管吃饭工作睡觉，做自己，标榜价值才是虚的。想到此，突然记起来《三体》中的史强队长。

        人活着一辈子怎么可能没有困惑。但是对于解惑有的人靠别人多于靠自己。有的人却相反。我不知道我是哪类。

野夫：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一九五七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二十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一九九五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一百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一九九六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马世芳：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Bob Dylan在1965年说过，从来就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抗议歌曲唱垮的，他才不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哩！ 迪伦大概不会想到，他说完这句话二十多年後，有个乐团确确实实唱垮了一个政权——以某种间接的方式。
我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著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义大利人当然还有台湾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著传说中的扒手，隔著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木偶戏第1720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著卡夫卡肖像的Ｔ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做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〇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〇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〇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〇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 “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
（一九九八）

【附记】

二○○一年，贺拉夫萨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岁。二○○五年一月，娄·里德和早已卸下总统职务的哈维尔相隔十五年之后在布拉格重逢，媒体多有报道。

“宇宙塑料人”在一九八八年（“丝绒革命”前一年）解散，改组为Plnoc。一九九七适逢“七七宪章”二十周年，“宇宙塑料人”在哈维尔的敦促下重组举行巡回演唱，并且发表了实况录音。一九九八年，“宇宙塑料人”赴纽约演出，并且和娄·里德同台表演了“地下丝绒”的名曲《甜蜜的简》（Sweet Jane）与《脏污大道》（Dirty Blvd）。贺拉夫萨逝世之后，“宇宙塑料人”仍然继续在欧美巡回演出，极受好评。二○○七年二月，“宇宙塑料人”应邀赴台北演出，这是他们首度来到亚洲。

文章中提到娄·里德送给哈维尔的专辑是《纽约》（New York），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娄单飞作品。文末那首歌原名是《满满一公车的执念》（Busload of Faith）。

一部历史——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有感

      我心里很清楚，我为何会为本文起如此一个题目——《一部历史》。那就是因为这部书实在不同于我们每一个大陆人在学校学到的“历史”书。在学校学的“历史”，总使我想起那种在喧闹的街区，一些人塞到你手里一打一打的花花绿绿的宣传单，而且塞到你手里的那些人面带微笑，并且会说谢谢。只不过，我们的“历史”是装订成册的，而且教育部要求务必所以学校都采用，塞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中脑中，却不会面带微笑对你说谢谢。尽管我们的书看上去很严肃不是花花绿绿的却也令人眼花缭乱，毕竟很多人还是着了它的道，像是信了小广告的宣传一般。
      当我得到徐中约先生的港版《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我实在愿意称呼这部书为历史——不带引号的历史。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把以前脑中那些残破不堪，涂涂改改，遮遮掩掩的“历史”洗掉，换上一些较前者客观的多、权威的多的历史。于是我大概跳过了1600-1900这一部分，直奔辛亥元年到1998这一段历史。
      我称本书为历史，个人认为这是我这个无名小卒表达对徐教授的最大认可与钦佩。因为这部书符合起码道义上、学术上的原则。当然在一部历史的基础上，它还是一部受世人广泛赞誉的历史巨著。
      就我读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我想简略做一些介绍。其一，在新文化运动部分，作者不仅把国内的种种西方思潮的背景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连思潮的重心演变的来龙去脉介绍的非常清楚。巴黎和会对西方社会失望，并导致一些人对西方思想的质疑，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细节都是亮点。其二，在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上，本书也阐述的十分详细。包括国民党历次改组，进而引发何种组织上的深层变化。国民党元老之间的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内部派系的斗争。国共合作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即两党本来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不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国民党，而是两方面都找原因。其三，中日战争这一部分，作者综合了国共两党各自的抗战与原则、日本方面、英美等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欧洲亚州战场等等相当多的方面分析局势变化。因而导出了日本当时最终投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当然了，结果必然与大陆的教材的结论大相径庭。其四，在国共内战部分，作者也综合了国共双方、美国、苏联以及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内民众等方面去谈。总结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分为两条线，一条讲大陆，一条讲台湾。这是我们的教材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在大陆部分，亮点很多，诸如国内教材基本上闭口不谈的中苏关系问题。文革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粗略地介绍了党内派系斗争问题，林彪与四人帮集团的覆灭也披露了大量我们不曾知道的史实。邓小平执政后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危机，其中包括现在我们有所耳闻却不清楚的89年“风波”。之后还有诸如中美关系、香港回归一些重要的关键点。从台湾方面，介绍了国民政府蒋中正、蒋经国先生与以后的民主社会在台湾的统治，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台湾经济的腾飞与政治改革。当然与大陆与台湾地区都有关的是两岸统一问题。
      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只草草概括了一下，当然也不是很全面。希望我如此拙略的概况不会影响你对本书的看法。徐中约教授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本书不仅论证清晰，引证丰富，而且配有大量图表和数据，并在每一章结尾都给出了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是在中国“历史”课本中想都别想的。最重要的是，本书尽管是一部权威学者的学术性著作，读起来却丝毫不令我这个业余人感到枯燥无味。非但如此，本书还给人以非常顺畅的阅读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中国近代史》一书本来以英文写就，是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之翻译为汉语，并以繁体在香港等地出版，以简体在大陆出版。所不同的是港版为42章，大陆版砍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部分的13章，仅仅剩下了29章，并且书中有许许多多的句子被反复“修改”。（详见《一国两版》）原因大家心中都有数，不必多言。另外呢，尽管徐教授尽力秉持客观中立，但是徐教授作为一个旅美多年的学者，但所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难免牵扯到美方。所以大家如果阅读，也请多多参考其他历史学家的意见与看法。其他不错的书还有《剑桥中国史》近代部分。外界的评价也很好。对历史与真相感兴趣的可以拿来看一下。
于2011年5月
徐中约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4881.htm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83.html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65.html?from=like
《一国两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202503/

崔卫平：中国有反对派吗

   按：本文是崔卫平教授参与娄烨影片，回答影片中的问题
           
2010年6月24日下午三时许，我在出租车上进入东城区南锣鼓巷胡同，窄小的胡同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我说：“那就让我下车吧，我就是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是第二次给娄烨演电影了。上回是他那部《颐和园》，这部影片最终被禁掉了。娄烨的这部新片是一部法语片，主要故事与场景都在法国，一小部分在中国。我在片中扮演一名被采访的知识分子，与我本人一模一样，没有脚本台词，既不换衣服也不化妆。不同在于，我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拍电影用的，真的；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对象用的，假的，需要当着镜头别上。

一名法国女记者对我提问，记者的旁边坐着翻译姑娘“花”，“花”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下面是回答影片中记者的问题，字词上稍作润饰。


一、中国目前处于什么历史阶段

哦，假如暂时不去考虑这个社会运用何种“现代”的方式，来开掘和消耗资源，不去考虑北京与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现代城市，让人联想起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都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肯定不是掌握在被统治阶级手中，这有什么奇怪吗？

可以借用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很像是文艺复兴这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它很像一个巨无霸式的“教会”。这是一个过于热衷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的“教会”，事实上它掌管着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掌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在掌管“意识形态”，想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任何与它稍有不同的人们、稍有不同的起点都被看作是“异端”，被看作是对于这个巨无霸的挑衅，不管是言论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包括拍摄一部在他们认为题材不合适的影片。

它掌管了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源，拥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实力和“权威”，也成了衡量人与事物的“尺度”或“标准”。这个社会仍然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体制以及处在体制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是一切（everything），能够享有种种特权和好处；而体制之外中的人们则什么都不是（nothing），他们很容易被视为不可信任的、甚至是危险和需要戒备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看他在教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地位、身份，而不是根据他的行动与作为，及这个人的良心、美德。

这个等级制度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系统。既存在普遍的狂妄自大，又存在普遍的奴性状态。体制内的人们虽然享有“体面”，但并无尊严，他们付出了人身依附的代价，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这是一方面。

然而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在想要牢牢控制的同时，到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和混乱。“教会”中的“牧师”即体制内的官员们，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人身披“道袍”却毫无信仰，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无责任感与远见；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糜烂生活。他们带动了整个社会腐败、放纵的风气，甚至民众也不例外。你们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夜夜笙歌，到处灯红酒绿。

当然也不仅是混乱，而是混乱＋生气勃勃。人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人、新的行动、新的地平线。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刘晓波审判的时候，法庭外有系上黄丝带的年轻人群；google离开时，五道口有鲜花、卡片和草泥马的歌声；一个人被警察造访，闻讯的人们马上前往围观、声援。“义人”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伦理传统，正在他们身上复活。富有伦理的人与人关系，正在他们当中出现。

又来到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做如何评价？不同程度地，每个人都会感到身上的压力。或早或迟，人们会从这种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他一个人的元气、尊严和精神，从而立足于他自己的理性、良心与美德，立足于他富有责任感的行为。这是有理由期待的，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

二、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在政党政治、党派竞争的环境下，你们说这是“执政党”，那是“反对党”，但是你们今天的“反对党”，或许明天就是“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这样的框架或者标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构成竞争力的“反对派”、“反对党”，他们不可能存在和立足。

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这么说吧——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制度性地排斥真相和真话，那么站在事实（包括记忆）一边的人们，就成了政府的心病，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排斥人的良知，扼杀有良知的行为和言论，那么依据自己的良心说话办事的人们，也会成为权力的大患，从而被视作“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会导致大量的不幸事件），而在发生了不幸事情之后，那些受害的人们，比如毒奶粉孩童的家长，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克拉玛依大火300多位葬身火海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自家的房屋遭遇强拆而不服的人们，他们一样会被当做对立面，受到监控、被跟踪，成为“反对派”；
还有那些拥有自身信仰的人们，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权威，也会被当做具有潜在的威胁，需要加以管制。

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反对派”（有还得了！），但是有着丰富的“反对派”土壤。在所有那些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取消真相以及抹杀历史记忆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出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反对派”。

在一些官方人士的眼里，也许“反对派”都心怀不满，野心勃勃，或都是一些“刁民”。恰恰相反，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本职工作出色，从来不贪不拿，富有伦理精神、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对于这个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包括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们在敲警钟。这些人想要对我们民族的明天真正负起责任，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今天通往明天的“建设派”。
今天对于他们的打压，是在打压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心出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出发，这当然引起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