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6日星期日

艾未未:此时此地

我出生在北京东边的一个叫做豆腐巷的四合院里;父亲下放到东北,我们跟着住进东北林子里伐木者的房子;后来又去新疆,住进连成一排的房子,苏联风格的;然后下放到连队,先住宿舍,后住“地窝子”——地上挖一个土坑,上面覆盖了树枝和泥土的那种房子,我们离开后,就做了猪圈;后来又住在了招待所,就是今天的旅店。

  后来,我去了美国,住过费城的连排房;在伯克利湾区,住在别人家,山坡上有着海湾景观的宅子;还住过一种叫做男生会的地方,顶层阁楼;在纽约,住过艺术家的通仓式工作间。因是自费留学,钱比较紧张,要么住在便宜的地方,要么和别人合住,前后搬过十几次家。另外,我在纽约还住过一个进深很深的地下室,一部关于纽约的电视剧就是在那里拍的。

  回到北京,我先是住在四合院中,现在住在我的工作室里。住宅类的房子,基本上我都住过。旅行住过欧洲的家庭旅馆、有特色的小旅馆,去意大利,在一个三百年来房子和家具陈设都没有任何改变的房子中,还住过友人的城堡和奢华的赌场酒店。除了兵营监狱,几乎什么样的房子我都住过。

  今天住的房子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满足了我消耗每一天的可能。让我想做事就做事,想半夜做事就半夜做事,想吃饭就吃饭,一切都很自由,你知道,我的工作室就离我几步远,和朋友聊天也很方便,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

  提到“简约”我总感到像是一个医学词汇,就像是“糖尿病”、“肾炎”之类的,我讨厌这个词。但我比较喜欢“简单”,用明白的方式有效的去处理一件事,直截了当。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所遇到的事情都不需要用智慧的头脑,我很幸运,需要高智慧的事,我都不会遇到。建筑和室内设计所涉及的事情也都是相当简单的,都只需要凭直觉和最朴素的工艺就能完成。基本的材料、基本的处理方式就能满足我们的快感。就像做菜,我们不需要将所有的调料全混进去,也许只用清水一煮,也会很可口,因为菜本身所包含的气质、色彩、味道是阳光、空气、土地给我们的。

  家中猫狗很有地位,它们比我们更像主人,它们在院子里的架势常常激起我对这所房子更多的好感,它们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在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这让我高兴。

  不过,我没有给它们设定专用空间,我无法用动物的头脑去思考,这是我崇拜它们的原因,我达不到它们的境界。我只能把全部空间留给它们,然后去观察,最终发现:原来它们竟然也喜欢这儿或那儿。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

  我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留下余地和可能,我认为这叫自由。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如何让空间,让形态回到基本点,这就有了最大的自由,因为基本点是不可能去掉的,除此之外我认为不应该添加什么。在一个空间,可能只需要一盏灯,一张坐椅,一只杯子,就能具有神采,具有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什么你非得做出造型呢,为什么非要加一个壁炉呢,为什么非把地板拼成图案呢?我认为这些都是盲目的。人的情感不是设计师可以设计的,它有自己的方式,就像猫下一步的去向,我是无法预知的。

  就像你走在海边,看到漂亮的贝壳就拾起几颗,或者在沙滩上捡几粒有意思的小石子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一把历经过几百年的椅子时,会感到好奇,通过它能感受到古人的姿态、想法,但我不会因此崇尚它、炫耀它,我不认为它除了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外,还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影响我,我有许多书,比较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无论是木器、铜器,还是玉器,但我所做的努力是忘掉它们,避免走走过的路,说说过的话,能在我做每一件事情时,提出新的看法。“此时此地”是无法代替的,在所有艺术,建筑,设计等活动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此时此地”。

  我不喜欢北京,它不适合人居住。不是为此时此地而设计的,或是说此时此地,在这个城市中没有城市人。我过去不喜欢自然,因为我认识的自然是严酷的。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没有电,没有卫生条件。你上厕所时,只需要出门走出几十米,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解决。风沙很大,冬天很冷,可以把人冻僵。人是逐渐走向文明的,文明会有文明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它应该比不文明的问题要小一些。

  精确不是设计中的高标准,它往往是在故弄玄虚。无论建筑、室内设计、写作、还是说话,都会有细节,有方式,有条理,有情感,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精细的,也可以是粗犷的,这些并不是评价的标准。设计的好坏是在于你是否具有基本的概念,它来自于你的世界观,你的美学修养,你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在设计中最缺少的其实是常识,包括大到善恶、对错,小到材料、工艺、实施能力、造价的判断。具备这些常识的前提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工程经验、美学经验和社会经验。

  我写过关于空间的感受。空间是奇妙的,它是一个物质化的东西,同时也具有精神的含义。很多人认为高而大的空间最理想,其实这并不是重要的,小有小的味道,低有低的味道,窄有窄的味道,每一种空间都有它的特征,都有它的可能。

  我没有看到中国有什么像样的设计师,他们大多缺少对此时此地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年代,我们经过什么样的年代,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年代,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只以为自己与艺术有联系就非常得意。普遍来说不求甚解,缺少基本的做事态度,美学比较混乱。虽然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走过十几年了,从最初的大会堂,到每个人的家,再到所谓的第二别墅,如今的设计师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位置和职责,回避别人曾经用过的风格,创造出属于本地的、和个人经验有关的风格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很小,在整个作品中,只需要说清一两个问题就很好了。

  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清楚,也因此有了一分责任,或者说现在你有这个机会,那就不要让印刷厂把这页纸浪费了,这是我珍惜的地方。但实际上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含义:我不在乎名利,因为人类各种社会评价全部是在一个非常限定的条件下完成的,它可以给你荣誉也可以让你丧失荣誉,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幻觉;我不太在意公众的评价,我是公众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在意对自己的评价。

  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没怎么努力过。很多事情,都是我做完之后才知道的。比如我盖了房子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个建筑师;喜欢玩,作了些东西后,人家说我是艺术家;因为自己爱说话,别人说我与潮流和时尚有关……但这一切都是发自我最基本的需要,因为我是个人,所以我要思考,不想掩饰自己的看法。我不承认什么错误是自己犯的,我想应该是上帝的安排吧,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太了解它,怎么会有不满意呢?如果仔细想想,也许全部是高兴的事。

  自我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相信生命本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抵抗后天的教育、理想等等一切,它的作用是强大的,每个人都一样。

  我的生活特点是:没有计划,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有人会说,这怎么能行呢?但实际上,这样是重要的,我可以投入到我喜欢的事情中,因为没有障碍,我不会被套住。

  我把手上的跟建筑有关的项目做完之后,我就一件也不做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套,我可以去做别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件让我失败点儿的事情,这个成功让我觉得丢脸。是这个行业的“差”,才让我成功的,我还在这个行业里混什么呢,我得赶快拔出脚来。我再也不做和建筑有关的事情了,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叠个小纸人啊,在湖面打个水漂啊。比如饮食,它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一会儿时兴吃粤菜,一阵儿又时兴吃川菜,但每个人不会让自己的味觉随着饮食的潮流而变化,因为我们总有自己喜欢吃的那口菜、喜欢喝的那勺汤,每个人都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时,这才是一个有意思的世界,才会有人肯定地说,我喜欢什么。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盲目地追求潮流时尚,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无聊,生活是每个人走向自己的地方,在自己愿意的心情中去做事情。做回自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因为经过如此多的斗争、磨难、贫困以及思想上的禁锢,教育的堕落,美学的衰败,现实已是千疮百孔。尽管做一回原来的自己很难,但也的确重要。

2006年5月10日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陀螺在转


       六祖惠能从五祖弘忍门下得到传承之后,到了广州法性寺,见到两位和尚对著寺前的旗子在争论,一个和尚说:“你看旗子在动。”另一个说:“是风在动。”惠能说:“你们两个都错了,既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是你们的心在动。”——题记


      《盗梦空间》确实是一部不错的影片。各方的评价都不错。从音效到画面,从哲学到演技。影片传达的含义也足够丰富。我看电影的时候不断地有词语闪现于脑海里,“风动,心动。庄子。存在主义。海子。《三兄弟》中的老二。互联网”看罢之后,心里又涌起阵阵其他的想法,不断冲击着我想写一篇读后感想法。我因过多想法涌现而变得思路错综复杂。正如电影里说的:What is the most resilient parasite?  It's an idea !
        我认为《盗梦空间》如果让庄子或者是六祖惠能来做制片的话,绝对效果不错。因为在他们同样对于存在感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与相当精辟的论述。六祖惠能自不必多说了,如本文题记所言。而《庄子》里也写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个哲学古已有之。其实《盗梦空间》也仅仅把它集中表现出来而已。
        影片探讨的其实就是这几个问题。虚幻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虚幻的?梦境是美好的真实?还是真实是丑恶的虚幻?我们常常看到电视剧里面一个被好运砸中脑袋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而掐自己一下,确认这不是虚幻的梦境。如同电影夸张地使用“坠落”来解除梦境一样。我们又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青年沉迷于虚幻的网络。如同道姆·柯布(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与妻子沉迷于他们自己制造的梦境一样。你明白到,电影中的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与虚幻,生活与梦境。电影反反复复强调这一点,比如在“药剂师”一段里,那个为顾客进行“梦境分享”服务的老头说的:“每天他们过来是为了醒来,梦境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现实。”影院里的观众似乎以为坐在观众席上看电影的自己过的才是最最真实的生活。然而观众们也仅仅是银幕反射的光引起视觉,进而传达到脑部。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道德、真理与善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还是像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萨特所相信那样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通俗点说就是,你脑子里所有的想法、观念,或崇高或猥琐,到头来不过就是大脑神经回路里的电脉冲信号的集合。简略点用六祖慧能的话说,即为为心动。类似地,在庄子看来,我们这些人岂不是在做一个永远无法醒来,更不能通过“坠落”来醒来的梦。也许真正的醒来恰恰与电影里面一样,是死亡。也许观众们真正了解到了影片传达的意思之后,背上才会冒冷汗,因为影片的意思就是要颠覆我们的存在感。在这个意义上,《盗梦空间》可以说是《黑客帝国》的翻版。
       所以,现在把你的陀螺转起来,看他会不会倒。即使会倒,也表示不了你不在梦境。
       死亡也是唤醒我们存在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犹记得苏轼的《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当初第一次读到这首词,就特别地感动。《盗梦空间》里的道姆·柯布也遇到了苏轼同样的问题,他一遍遍地进入自己的记忆所编制的梦境里,这样才能够让他觉得妻子并没有离开他。以前还在《读者》上看到一篇倪匡为了纪念三毛写的《长沟流月去无声 》。在此摘录下来,以飨读者——

       三毛、古龙和倪匡三人都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喊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只是人、魂之间,无法突破障碍沟通。也认为要突破这种障碍,人所能尽力者少,魂所能尽力者多。所以约定,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
      约定之后,每次共聚,都互相提醒,不可忘记。没有多久,古龙谢世。和三毛在古龙葬礼上,一面痛饮,一面仍念念有词:“要记得这生死之约噢!世俗相传,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是魂归之日。其日,和三毛在她台北小楼之中,燃烛以候,等古龙魂兮归来。结果,失望。
      没有多久,三毛也谢世了。这一下,魂方面力量增强,应该有希望可获得来自他们方面的确切信息了?谁知道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依然信息杳然,竟然连梦中都未出现,别说是确切真实的沟通交流了!      噫!难道真是幽明阻隔,无可逾越?这谜团,看来要等到三人再次齐聚,才能有解答了?然而,到时即使有了答案,又如何让世人得知?念及此,不由得悲从中来。
      怀悲读三毛,好像可以得到的更多。不信?试试!

——我读了以后也是悲伤的要紧。但是读读《庄子》,却有不同的态度。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反而鼓盆而歌,朋友不解。庄子却说妻子是“回家”了。我不知道庄子这样说是出于对死亡的自欺,抑或是他确实是“齐生死,等万物”认为人的每一种存在都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自杀的原因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厌世,而是存在感的丢失。比如说很多作家与哲学家,像海子。他们选择死去其实也是实践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而已。
       在对待真实与虚幻这一点上,《盗梦空间》其实最终还是顺从大部分人的习惯,不赞许混淆真实与虚幻。因为男主人公最终还算是拜托的死去妻子的阴影,不再沉迷于自己脑海里的幻象了。如同一个戒除网瘾的少年。他对妻子的“幻影”说的话也是耐人琢磨的,“你只是一个魅影,远远比不上我死去的妻子,她才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盗梦空间》不妨看作劝人戒除网瘾的教育片。这个世界即使再令人无法接受,再荒诞可笑,再不合理,它毕竟真实地存在着。而网络的空虚给人带来的其实是更加空虚。男主角这一段波折其实也说明了,人死了,就是死了。不论如何的伤心、内疚,不论你多么爱她,她的死已经成为事实。虽然不能忘记死去的人,但是也不能过于受她死亡的影响。毕竟,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你的生活不仅仅由她组成。《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里面有一个故事叫《三兄弟》,其中老二用复活石招唤回了死去的女友,但是她已经不属于阳间。最后老二也悲伤地自杀了。可见人还是不要强求。
        好的电影总是能够带给人思考,《盗梦空间》还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爱电影的你如果没有看过,不妨看一下。


于2010年11月

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崔子恩:童真几何

       艺术家初降人间的一刻,也曾同所有初生的 婴儿一起向生命的深渊大声啼哭:他不理解这生命和生命周遭的烟霭。

       年深岁久的生 活奔波,使人们忘记了最初的惊异、恐惧、探询与快乐相杂的时光。只有艺术家,一直睁着 大大的眼,在问:我是谁?人是什么?我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游丝一般的生命怎么会在 我手里?将来我死去又把它交给谁?这世界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更美好或 干脆化为乌有?……

       他像个固执地守在井口的孩童,全身心从峭壁悬崖上倾斜着,探 向生命的渊底,想要听到降生时已向这深渊投入的啼哭的回声。生命缄默着,不肯开口。或 许它幽深得根本无法开口?多少曾经是儿童的人,厌倦了这种守候,各自走开去追逐温饱、 名利、贵显、通达。艺术家保持着儿童的真纯,保持着好奇、单纯的极端锐敏的童年本领。 童真以一种本能抗拒着成人掌握的社会组织的割据、分化、倾轧和残杀。它给艺术家成熟的 生命留下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只有童真才可能拥有的纯洁,也给艺术家送来灵感—— 含着微笑的或挂着泪花儿的灵感。

成人世界的“风月宝鉴”

       儿童像动物一样没有忧愁。在踏入纷争不已的人的社会之前,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倘 若要在凡间寻找乐园,只有童年的笑声会告诉你路径。

        人仿佛一出生就在天堂中,以 孩子的洁白和雅致扮演天使的角色。当人们长大,必须任肉体发达、健壮的时候,就要为这 肉体的成长付出精神中的欢乐作为代价。成年的人,从天堂降入炼狱,但念念不忘在天堂中 度过的好时光。更糟的世界就摆在成人的两腿之间,张着衰老而贪婪的口,等待着成人不知 不觉间的堕落。老年如地狱。真正体验天堂、炼狱、地狱的滋味,人的一生足矣。可怜的是 ,人的一生不是从地狱超升到天堂,而是从童年的天真灵动坠落进老年的耳聋眼花。向往天 国,是成人和老人的事。儿童盼望长大,是因为他们身在天国,倒想“到凡间游历一遭”。

        每个人都曾经是天使。当人们“下凡”之后,才发现天堂永远失落在童年往事之中了。“凡 间”具有一种非凡的同化力量,大多数“失去天堂的安琪儿”被社会现实改造成地地道道的 凡夫俗子,似乎他们从未唱过天使的歌。奥逊·威尔斯的影片《公民凯恩》中的主人公,一 个极端利己的报界巨头,就是这样的人物。圣埃克絮佩利的小说《小王子》中一系列成人 形象,如国王、商人、自吹自擂者、地理学家,就全然忘记了童真的无功无利。

        艺术家保持着童真。他们站在天堂的云端观照世俗。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说:“在我的作品中 ,童年是失去的乐园,它介绍罪恶的秘密。”[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见 《爱的荒漠》附录]《公民凯恩》就是以名叫“玫瑰花蕾”的雪橇象征童年的真纯, 并以这个象征物批判了凯恩从默默无闻的纯洁少年成为不可一世的舆论大王的人生道路,也 批判了造就“公民凯恩”的时代风潮。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家庭女教师》一作中,通过两 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通过她们洁白灵魂所受到的成人世界的罪 恶的打击,向人们倾诉了艺术家对成人世界的失望和愤怒。晋代诗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 第一首中,像儿童一样,眷恋着大自然的深厚和宁静,并在这种眷恋中抛却了世俗生活的羁 绊,皈依纯朴的天性。

        孩子们需要爱,需要歌唱,需要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他们总 要依恋着某一对象——父母、小伙伴、玩具或草地树林。而成人常常是只需要自己,只需要 满足一己私利。温森特·凡·高虽然是个成就辉煌的色彩专家,是旷世罕见的大画家,但他 一生都离不开他的弟弟提奥的关怀和爱。他常常写上长而又长的信寄给提奥,没有提奥,没 有他的画,他便无法生存,“因为温森特实际上还只是个孩子”[欧文·斯通《 凡·高传:对生活的渴求》,117页]。让·雷诺阿在自 传中记载了他与美国电影作家罗伯特·弗拉哈迪(《北方的那努克》的作者)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的美国重逢。当罗伯特·弗拉哈迪热烈地拥抱他的时候,他感到罗伯特的拥抱“不同 寻常”:

这个人是爱的化身,所以他的影片中的人物这么感人。他爱他们,原因就 在这里 。他爱迪多,也爱我。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处身于非物质的世界中。什么生活的 忧虑,什么伤脑筋的问题,什么金钱的烦恼统统都消失了。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地位 。这个世界就是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爱的世界。
——《我的生平和我的影片》,122页

       是的,那个“非物质”的、没有金钱没有忧虑没有世俗烦恼的世界,就是艺术家 的童真的世界。

        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了一块童真的土地。这块土地不受成人生活的污染, 不受物质的多寡、争斗的成败、际遇的得意失意、命运的幸与不幸的干扰和影响。它犹如《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可以照出花花绿绿、千娇百媚、充满诱惑的成人生活背后的丑 陋和可怕。

        纯洁本身是信念也是批判。“念念不忘罪恶也是念念不忘纯洁和童年。” (莫里亚克语)艺术家只有在骨髓中灌注着纯洁和真诚,才能本能地看到生活中的丑,才能 通过艺术昭示“阳光下的罪孽”,才能把“乐园”周围的“罪恶的秘密”介绍给公众。人们 可以在艺术家的创作中,重新看到早已失去的并已忘记的天堂。

清澈如水的大眼睛

        艺术家的自然生命,一般也属于成人世界。使艺术家身在庐山又识庐 山真面目的秘诀,就是童年虽逝,童真犹存。

        让·维果在他编导的影片《操行零分》 中,完全站在活泼可爱的寄宿生的立场观察分析和表现校长、教师、学监的行为语言,透视 这些为人师表者内心深处的卑鄙、微贱、庸俗和可耻。化学课上,教师可以把“肥大、湿乎 乎、闪闪发亮的手”压到长相秀气的学童塔巴尔的手上,而校长和总监却怀疑布吕埃尔和塔 巴尔的友谊是同性恋。孩子们因为真纯的友谊而受到大人们疑神疑鬼的监视,可当教师明目 张胆的变态行为惹来学童的反抗和咒骂时,校方人士却兴师向学生问罪。对于维果来说,摄 影机像一双儿童的大眼睛,灵活而深湛地把生活的本来面目“记录”下来。艺术家的客观、 冷静的现实描写,在这样的童真的视角下实现得简洁有力而又寓意无穷。

        左拉在《娜 娜》中,让小乔治的一声小公鸡打鸣般的赞叹,压倒娜娜初次登台演出所引起的肉欲的、下 流的而又是居高临下的贵族们的笑声。色情的、肉麻的、金钱富丽的男人嘴脸环绕,排挤了 一切本该属于娜娜的温柔、梦想和期盼。生性明朗的娜娜,没有经历过友情,没有过恋爱, 只知欲念,只被欲情包围。小乔治的爱,以整个的少年的生命凝结成的爱,使娜娜第一次 体验了爱情,使娜娜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悄悄地唤醒了沉睡多年的愧耻心和依恋感。当娜 娜又重新堕入欲念的惰性之后,她的命运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离开小乔治的爱愈 远,悲剧就愈近。在这部长篇中,艺术家把拥有童真或失落童真,处理为人物命运和幸福的 转捩点。失落童真,意味着永远失去幸福与好运。人的现实生活的情形正是如此,告别童真 的人获得的尽是繁劳,争竞,别离之苦,前景之虞,谋生之艰难,奋斗之辛酸。

        童真如一场梦,飘入漫长的人生,不再凝聚,却给人留下一派无忧的记忆。日常的实际生活,会 磨灭这记忆。艺术家唤回这记忆,并以这记忆作为打开古老的、锈蚀的心灵的钥匙。《公民 凯恩》中的“玫瑰花蕾”便是这样一把钥匙。凯恩与他的时代的全部虚伪、浮夸、赫赫声势 和炙手可热的“神通”,在童年的雪橇燃成的火焰中,统统化为灰烬。威风盖世的人生,竟 显得如此不真实。凯恩的一生,只有在“玫瑰花蕾”上度过的童年才是真实可信的。临死之 时,他惟一能想起并眷眷难舍的就是这“玫瑰花蕾”。

        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午后弋航》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阿登的少年,还不满十三岁。他崇 拜航海,崇拜海船上的二副崎 龙二。当他发现自己寡居的母亲与龙二相爱的时候,他依然崇拜龙二身上男子汉的特质。但 是,龙二为了“平凡”的爱情打算放弃海上生涯的时候,阿登便暗下决心,要保住心中的偶 像。他与几个好友假称请龙二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要求龙二脱去礼服,重新穿上水手的服装 。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之地,在刺目的太阳光下,孩子们给龙二喝了掺毒的酒。他们希望心中 的英雄永远是英雄——像没能结成婚的、穿着海上衣服死去的龙二那样,不与日常的平庸的 生活等同。三岛由纪夫将少年蓬勃向上的真诚和崇爱,以一种残忍的凶杀来表现,从而透露 了单纯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理想的力量,它在全无功利的动机下爆发。从这个角度看 ,龙二死于童真的理想之力的爆炸之中,而没有成为浑浑噩噩的婚姻生活的阶下囚,是他的 幸运。

        在童真的逼视下,正常的、循规蹈矩的拘谨生活,现出可伤可怜可恨可恶的脸 相。童真为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审视人生和社会的视角和视力。可以说,艺术家对现实的超 越,是以童真为起点的。任何丧失童真的人,都是流俗的人。他们根本无法超俗,无法超俗 的人将永远被关在艺术家的门外,无论他们自己怎样自吹自擂,也无论有多少闲汉捧他们的 臭脚。

        让·维果、左拉、三岛由纪夫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仿佛总有一双儿童的大眼睛 ,皎洁如月华,静静地凝视着人类的大地。在这双眼睛的凝视下,现实一定自惭形秽地向前 跑去,历史便这样发展、前进不息吧?

        艺术家的博大,都是一种儿童般的博大。让·雷诺阿认为“世界是个整体”,每个人都是“ 世界公民”。黑泽明说:“我以为我的故乡是地球。”[《黑泽明自传》,73页 ] 艺术家在本质上已排除了任何狭隘的家庭观念、地域观念、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是 的,哪一个未失天真的孩子会具有那些狭窄、可鄙甚至可笑可怜的低级观念呢?“人能把卫 星送进宇宙,可是他的精神状态却不是向上看的,而是像野狗一样,只注意脚下,徘徊不已 。”[同上]黑泽明所指出的现象,由另一位艺术家 在《午后弋航》中塑造的阿登宣判了死刑。艺术家通过审美手段,召唤被裹挟在疾速运行的 文明中的人类返璞归真。

灵感之泉

        童真不只是艺术家的眼睛,也是艺术家的灵魂氛围。艺术的创造,离不开这氛围。它 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为艺术家酿造了灵感。

        大自然的真朴与童年的真朴,在本质上 是同一的。许多作家从童年的回忆中获得灵感,写出传诸久远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列夫 ·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高尔基的《童年》,鲁迅的《社戏》和《故乡》,三岛 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一些电影作家在童年的嬉戏和孤独中,发掘出最耐人回味的“电 影元素”,如英格玛·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和《沉默》,费里尼的《阿玛科尔德》 (《我的回忆》),施隆多夫的《锡鼓》,雷乃的《生活是一部小说》,特吕弗的《四百 下》和《零花钱》。儿童生活不仅仅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也激发着他们的创作天 才,刺激了他们思想的活跃和深入。像凡·高、东山魁夷这样的画家,更多是从大自然中直 接取得启示和灵机,他们通过认识和表现大自然的纯美来认识和表现人的纯美。在他们的画 笔之下,自然的纯朴美与人的童真美是融为一体的,比如凡·高的《夕阳和播种者》、《阿 尔的吊桥》、《星夜》和《邮递员罗林》。

        艺术家是大自然怀中的赤子。社会的香风 迷雾可以在他的头上弥漫,却不能浸渗于他的皮肤。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唱自己的歌,有时 没有歌词,有时吐出的字一个连着一个,只是歌的波涛,依依呀呀却情韵无穷。创作灵感常 常在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迸发,以至于他自己都觉得有几分神秘。其实,心里只要还 像凡·高、像杰克·伦敦、像英格玛·伯格曼那样“只是个孩子”,这灵感就会像群鸟,常 栖常飞。

        黑泽明说:“我很喜欢乳臭未干的人。这也许是由于我自己永远乳臭未干的缘故……所以, 我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乳臭未干的人物形象。”[同上,157页]也可以说 是乳臭未干的人唤醒了艺术家的创作欲望,是乳臭未干的人鼓动着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只有 在创作欲望和热情高涨的状态中,灵感才会纷纷飘然而至。

        是不是可以 把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轮回”呢?有怎样的艺术家便有怎样的艺术品,这 是一种“轮回”现象。艺术家在创造一件艺术品时使用了多少心灵的激情和肉体的精力,就 会产生与此相抵的创作成效,这也是一种“轮回”现象。热爱真实、纯朴与洁白的人,必要 去表现这真实、纯朴与洁白,而他要表现的恰恰是艺术美的源泉所在。艺术家因此而意外地 使作品将泉源“移植”到自身内部,从此不绝地向人们输送清流。这另是一种“轮回”了。 作为赤子的艺术家,心怀童真的艺术家,得天独厚地、得心应手地从事着艺术活动。真的, 并未见真正的、天才的艺术家为灵感枯竭而苦恼。灵感就在他的心里,就在他的气质里,就 在他的品性里呀。

        李白有两首《长干行》,用的是古乐府诗题,其一是:

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 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 六君远行,瞿塘滟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旧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 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李白从人生的发端——童年——写起,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作为人间至情最初 的芽胚和最终的极境。中国古诗最古老的主题——相思——由 于童真的参与,变得格外清新和深厚。在这时,相思已不止于男女之恋、别离之苦、相望不 相闻的怅惘和悲愁,而且把比怅惘和悲愁更深远的无忧无虑引入相思之中,让人漫步走过原 始童年的土地之后再去体验“苔深不能扫”的切肤思情。这首诗特殊的魅力,特殊的美学基 础,正在这里。从此可见,艺术品的感人与否、深邃与否,已不纯然是艺术家的捕捉和表现 能力所决定的,而是艺术家对生命原初的感觉的丧失与否所决定的。凡丧失本初的混沌迷离 之感而只有成人的理性和清醒的人,无法发现广布于自然和人类的又细微又伟大的沉醉。一 切美,都是从沉醉中发生的。

       是的,童年是人生的第一次沉醉。艺术家在浑然无我的 状态中,抛弃了一切世俗的道德、善恶、是非,忘却了烦扰着人类灵魂的世事喧嚣,沉醉于 从童年保存下来的真纯之中。于是,大自然和类似于大自然的人的童真,不断地吹动着艺术 家的创作灵机,使他像儿童梦呓和游戏一样,自发地、本能地去“诉说”,去选择,去遗弃 。

        一般人会为身上的孩子气而苦恼,艺术家则为自身永不消散的孩子气而庆幸。他不 掩饰自己的好动感情、易受外界冲击的事实。在他的作品里,孩子气的形象增添了作品的光 辉,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他的创作过程中 ,孩提式的恶作剧和孩提式的专注认真,同时发挥作用,既赋予作品以灵动和生气,又在作 品的内蕴中深藏下执著和韧性。

        孩子气体现在艺术家身上,已转化为随心所欲、挥洒 自如、奔放大胆、无所忌讳的创作状态。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发自性灵 、个性突出、风格独具、匠心独运的创新之作。

        对于在成年期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来说 ,童年是遥远而朦胧的。然而,童年时埋在心底的真纯却像人生长夜上的一颗明星,闪烁着 ,与艺术家的脉搏踏着同一节拍。童年不复遥远,不再朦胧,它已同“罪恶”一样,以如雨 的鼓点,催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激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类的真情挚意 ,已酿成醇酒,为艺术家进入创作的沉醉状态准备了最好的条件。

        英格玛·伯格曼在《 英格玛·伯格曼的四个剧本》“自序”中写道:  

        我和电影的关系要一直追溯到儿童时代。 我的祖母在乌普萨拉有一座很大的旧房子。我穿着一个前面有口袋的围嘴,坐在餐桌上“倾 听”从巨大窗户里射进来的阳光。阳光一直在移动,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随着钟声而 移动的阳光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那时我刚五岁,时间是冬末春初的一天,我们隔壁一家 房子里正有人在弹钢琴,奏的是华尔兹,翻来覆去老是这一种曲子。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威 尼斯风景画。当阳光移过这幅画时,威尼斯的河水好像流动了起来,广场上的鸽群似乎也从 地上飞起,姿势不一的人们也唧唧喳喳地谈起话来了。这时,我耳朵里听到的钟声好像不是 来自乌普萨拉的教堂,而跟隔壁钢琴奏的曲子一样都像是从那幅风景画里发出来的。一个在 牧师家里长大的人,一定从小就听说许多生前死后的故事。他看着父亲主持丧礼、婚礼和洗 礼,戒恶扬善和传布圣道。于是,魔鬼这个名词就深深印进儿童的脑海,使他急于想看到它 的具体形象。

——《夏夜的微笑》,25—26页

        日后的电影大师对于光、影、声、运动 和死生问题的敏感,早已存在于他的儿童时代和从儿童时代留存下来的童真之中了。了解了 这一点,《第七封印》中的死神、《野草莓》中的棺材、《芬尼与亚历山大》中的三座宅第 以及伯格曼影片中的全部“幻想”的产生,就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童年和对童年的念念不 忘,为艺术家的创作制造了无数良机。

想像力的温床

        儿童们 喜好幻想。他们靠幻想弥补见识和阅历的局限,相对地满足强烈的好奇;或者说,他们是通 过幻想来消磨较为单一的童年时光的。伯格曼在五岁时幻觉自己“倾听”了阳光的“声音” ,幻觉威尼斯风景画中的景物、人物在华尔兹乐曲的伴奏下活动起来、发出声响,竟可以说 是电影大师最初的电影活动。对于一般人,幻想只是幻想,零零乱乱,杂杂沓沓,永远不会 汇成江海。对于艺术家,幻想的汇聚,无异于珠宝串成项链。在幻想的纷纷扬扬中,艺术家 必需的想像力悄悄地扩充了精血和肌肉。

        幻想是一种下意识的活动,想像则伴随着有 意识的整体性创造劳动。幻想漫无目的,像梦游人;想像则指向性很强,往往承担着升华作 品意绪、深化形象的艺术色彩的重任。幻想是“意识流”的,想像则是长长的舞蹈队,横贯 作品舞台。在作品中,幻想常常充任一种表现手段,如伯格曼《呼喊与细语》中女仆安娜幻 想自己怀抱安内斯的情节,想像则是一种创造能力。一个艺术家可以不去运用幻想,但却不 能缺少想像力。缺乏想像力,就等于缺乏创造性,缺乏创造力,就等于没有艺术才能。比利 时戏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剧作,充满了想像力留下的足迹,但不是充满了幻想。在1908年发表 的《青鸟》一剧中,树木、猫、狗、面包、时间、夜……都被艺术家的想像力赋予了非同寻 常的艺术内涵。它们同两个小主人公一起参与了人类的寻找“青鸟”的活动。艺术家通过想 像力的发挥,把现实中协助或阻碍人类获得幸福和真理的动物、植物、时间空间形象化,并 且注入了哲学的养分。丰富的想像力,使梅特林克在处理生命的迷宫时,将看得见的世界和 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即心灵)全部具象化,通过象征完成了非象征艺 术所无法完成的艺术使命。

        在凡·高的名画《星夜》中,星星满天的效果是靠几颗光 晕极大的星星在空中“轮转”而达到的。星与月,仿佛在蓝色夜空的激流中旋转着发出大团 大团的光辉。在大胆的想像之下创造的“星空”,似乎比自然本身更真实,也更动人。歌德 笔下与魔鬼共处的浮士德,吴承恩笔下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 境”、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都是巨大的想像力在艺术创作中的结晶。这些结晶物,仿佛比 地球上生活着的“人”更逼真、更自然。日常的人类,倒似乎成了他们的影子,或者生活在 他们的身影之中。

        在人的童年,幻想与想像是混沌成团、不可分割的。幻想与创造性 拥抱,就会化为想像,或者说,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就是想像。保持住儿童般的天真,就等于 储存了亿万个将幻想化为想像的机会。童真会使艺术家在俗世中因不谙世事而吃亏,但也会 在艺术中给他以补偿:活跃的幻想和活跃的想像。

        成年人在幻想中编织实利的目的, 在幻想中注满愿望,或者通过幻想来暂时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儿童则易于“想落 天外”,与他自己和周围生活毫不相干的形象(也许是一朵白云化成的仙子,也许是钻进树 干的精灵),会从他们的生命的根部探出头来。他们的眼睛能看到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事物 。《小王子》中的外星来客,那个拥有一颗小星的小男孩儿,就具有一种高级的本能—— 想像的本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楚被“聪明人”误认作帽子的蟒蛇图,可以看到一只被 画出来的空箱子就明白其中装的绵羊正是他所想要的。伯格曼童年时能听到阳光的“声音” ,能听到画上的人物的唧唧喳喳的话音,发因即在于儿童体内的想像的本能。成年的艺术家 保持了这种高级本能,才可能将未曾闻见、未曾亲历的形象世界——在想像中闻见、亲历过 的形象世界描述出来。尼采说:“艺术家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停滞的生灵,因为他停留在少年 及儿童时代的游戏之中”[《人性,太人性了》159节,见《悲剧的诞生》,181 页]

        童真不仅是灵感的源泉,也是想像力的温床和根底。

        艺术家品质中的童真,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为观察、透示历史和现实提供批判性的视角 和批判性的视力,“念念不忘纯洁”也“念念不忘罪恶”。二是保存住那团幻想与想像共存 的“混沌”,使想像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同时保持内心的一种沉醉状态,童年的沉醉 ,使创作灵感有机会躲过它最害怕的老成和世故,汩汩涌出。

        一旦失落童真,世故起来,即便最有天赋的艺术家,也会灵感枯竭,想像力衰退或丧失,也 会使明目净心蒙上尘埃。

该篇选自《艺术家万岁》一书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林少华:为了破碎的鸡蛋

“Between a high,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销。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画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作者简介:

林少华:著名的翻译家,尤以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为大众熟悉。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010年9月11日星期六

小丑


那是一只可怕的小丑,道德在他面前颤栗,
原本他天真无邪,是个孩子。
只不过,
当他满心欢喜向这个世界跑去时,
世界让他哭泣。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披上了惹人喜爱的小丑的外衣,戴上了红色的鼻头儿。
像世界披的装束一样惹人喜爱。


然额,全世界都向他跑去之时,
他亮出了可怕的脸。
世界在这一刻哭着跑开了,
像个孩子。
小丑轻轻在世界耳边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哈哈哈哈……”
世界莞尔一笑,同样露出了可怕的脸。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艺术这档事儿

       几天前同学聚会,一个好久以前是朋友说起自己还是女歌星玛丽亚·凯莉的忠实粉丝,而且是7年不变的忠贞。我颇为敬佩。而且他还自曝曾经因此还发生了他高中唯一一次“打架事件”。我听来颇为有趣,后来听他细讲才知道,原来与他打架的同学出言不逊,说玛丽亚·凯莉不如某某明星。似乎说她不是什么真正的音乐之类的话。我听起来感觉比较有意思。后来就纳闷,真正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艺术,什么又是伪艺术?
        我曾经对这类问题稍有感慨。不过肯定还不太正规。我先借助搜索引擎,了解一些大家的对艺术的普遍认识,从美学、哲学等角度。网上说,对艺术目前没有什么公认的定义。但是仍然有一些值得参考。我比较认同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这么说的:广义的艺术乃由所有具有智能思考能力的动物,以透由各种形式及工具借以表达其情感与意识型态,所产生其型态。(来自wikipidie);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来自baidu)由此可见,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赞同艺术的情感与情绪层面的效应。我也赞同此观点。
        但是对于艺术与伪艺术的区别,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够解答,或者说没有令我满意的解答。我认为真艺术最重要是要忠实表达内心的感受,而不必太多考虑有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不过如果大众化艺术语言足以表达清楚艺术家的意图,大部分艺术家还是倾向于使用大众化的艺术语言来传达。但是作为艺术品的欣赏者,艺术修养参差不齐,未必都能够读懂各个层次的艺术语言。由此,分化出艺术的大众与小众。欣赏艺术在于“解读懂"或“感受到”。而有些人却读不懂,那就怪不了艺术家和他的艺术品了。文森特·梵高曾经造就的迷幻的星空就令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非常不解,即便到了现在,他的画作已经拍出天价,任然有人斥之为伪艺术家,说他的画作有些变态美。我认为,只有忠实表达内心的才算得上是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我读懂了梵高,我视之为真艺术家。《黑泽明之梦》里梵高自言:“你为什么不画画?这景色简直令人屏息,我常常不自觉地迷失在自然的美景中。我贪婪地吞噬着这片美景……想要克制实在太难了。于是,我埋头苦干,像火车头般无情地驱使自己。”《梵高传》为我们揭示了梵高的内心世界,他不再是那个曾经“住过疯人院”的人,而是一个敏感而勤奋的艺术家。梵高不是为了出名或者赚钱而投入艺术。而伪艺术可能恰好相反,模仿一些热门的艺术表现形式,堆砌一些貌似深沉的东西,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在这方面,香港电影有一批是这样的。其实好莱坞电影好多也是这样,但是多多少少人家对有一些电影的艺术性不敢放松,因为人家明白,观众不会再那么白痴了。相反中国电影“艺术界”当引以为荐。做伪艺术也要讲究艺术性。但是到头来,这种“讲究”也只是一种“装×”而已。他们装出来总是很有“煽动性”,好莱坞的视觉大片,有时候也会搞一些酸溜溜的貌似耐人寻味的台词,如同作为垃圾食品的麦当劳肯德基,也会搞一点食品小花样。然而垃圾食品属性永远不会变。伪艺术的商业电影本质也永远不会变。
        只为了迎合大众的、只为了哗众取宠的所谓的艺术,不管是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大家可能都对它有一些轻微“鄙视”。本人则采取一贯的开放态度。举几个例子吧。周杰伦们蔡依林们的歌曲是不是艺术,我现在不敢过早下结论,没准人家抱的心态不是只为了赚钱。玛丽亚·凯莉的歌曲我更不了解,但是估计可以归到欧美最普遍的流行音乐里吧。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众的独立音乐人。争议较大的就是以《北京画报》为代表作的左小祖咒,他的跑掉式唱法既让很多人恶心,也唱哭过一个音乐界的前辈。他的做法目前按说是“哗众”,但是还是没有“取”到大部分人的“宠”。同样是他参与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也在当时的艺术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当然争议也夹杂至今。 所画的不过是一堆裸露的人屁股。而其n年后的姊妹篇《我也爱当代艺术》,也不过是类似的一堆猪的屁股罢了。所表达的内涵,也许仅仅是讽刺艺术的低门槛。中国还有一位对世界音乐有重要影响的音乐人,叫萨顶顶。她的宗教风格与四语唱法(汉语、藏语、梵语、自语)令好多外国的音乐大师都为之倾倒。我也是稍有了解,详细的还要大家去进一步去看。对于上述二位,他们搞的是不是艺术,我就更不敢轻易下结论了。在中国当代美术界,以《绿狗》系列轰动的新表现主义画家周春芽也还算是混的还不错。作品拍出价格也算是不菲了。他自己称,创造有时候纯属偶然,并不一定有什么明明确确的意图或者情感。还有一个人,艾未未一直在现代艺术领域被国内外算得上是大腕级人物。曾经多次受邀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他的早起作品有一个是中国古陶器上画可口可乐的商标,以此讽刺西方商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袭。近期作品“美人鱼交换”(Mermaid Exchange)就是在上海世博会丹麦馆的国宝——小美人鱼头顶上安装一个摄像头,对哥本哈根美人鱼原先所在位置与互联网同步直播罢了。对于这些比较“个性”、“创新”的行为,它到底是不是艺术,我依然不能过早地下结论。
        我真正提防的是过分的“迎合大众”与过分的“哗众取宠”。因为,我认为他们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这年头单纯为名利的人太多了,会炒作,会装×的人太多了。连“犀利哥”的主题都可以被炒成电影。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我的戒心这么重了。民众一直被骗着。一小撮人喜欢制造一些所谓的“时尚”(fashion)去“引导”大众,其实是为了把大众口袋里的钞票“引导”到他们的口袋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音乐界、时装界、美术界等等到处都有,甚至超出艺术圈子,拓展到科学界与政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评价其“装×”与“没装×”有时极为不容易。因为有一些人为了表达、为了艺术的艺术,结果做出来是非常“哗众取宠”或者“迎合大众”的。这些人也会被我所提防。因此,我也只能够对一切的艺术活动和“类”艺术活动,抱有开放心态了。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同学讲的“打架事件”。我觉得那位当着玛丽亚·凯莉忠实粉丝说她坏话的同学只能够说明人家自己的看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点言论自由还是可以容忍的。咱们又不是封建社会。我的那位朋友也犯不着为此大打出手,伤了彼此感情。必须要理解的是,艺术欣赏就是因人而异的,这才是艺术的最大价值所在。艺术的欣赏大多以引起共鸣为最大前提,有时候光“读懂”,而不“共鸣”的艺术品并不具备永恒属性,这些艺术品会随着时代变迁而被淹没。而“共鸣”则需要欣赏者有原来的生活阅历或者情感阅历为基石。这些阅历有时如同就是艺术欣赏时是专用语言。比方说,我想与日本人交流,那么我必须学日语,或者日本人必须懂汉语。不懂日语的人听日语,犹如犬吠。没有类似阅历的人,对某位歌手不喜爱,也是正常的。俗话说“对牛弹琴”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牛对人唱歌之时,对牛来说,也不是有点“对人弹琴”式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