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七十年代》有点儿感

      “每个时代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独有那些或隐含或显现出来的价值逻辑与思维方式死死地陷入那一代人心里。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是我读《七十年代》这本书时，偶发感想随手发了个信息发给孟霖。孟霖回信曰：“那你觉得我们能超越时代的局限，领会到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和其他时代不同的东西吗？”这个反问让我一愣。然后回了个信，避开了回答。回头一想，也许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因为启蒙（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会反戈一击，摆脱上述那种时代的束缚，或者退一步说，部分地摆脱吧。《七十年代》讲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

      尽管我只看了李陀的卷首语，一篇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还有半篇北岛的《断章》。我便足以嗅出这本书的分量。卷首语说沉甸甸的是记忆不是控诉，不是伤痕。是一组知识分子在成熟了、懂事了之后的集体印记。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次对当年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呈现。历史叙述本来就很难不带感情，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读到不带感情的东西。对于毛时代。徐冰说的我觉得很好，“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抱怨与解构的意义仅仅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而更重要的是要问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毛一样反过来把毛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彻彻底底地全部丢弃？丢弃以后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资格建立更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丢的掉吗？至今我的父亲还是记得当年的《共产党好共产党亲》里面一句令我觉得酸不拉唧脸上挂不住唱出来不好意思的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红歌已经跟当年苏联的诸如《喀秋莎》这类革命歌曲走了相同的路线，那就是“意义”失去，只剩下“歌词发音”的旋律了。就是说，这首歌你已经不需要想它到底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尽管它还是在官方看来还是具有少量意识形态教育（说难听就是洗脑）的色彩。而民众却未必这么想。

      尽管在我看来，浅洗脑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类歌我也是不唱的，但是我绝对不能剥夺别人唱这种歌的自由。尽管论艺术性什么的，这类歌大多差的很。但是仍旧是一代人或者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徐冰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坦言，这种印记是抹不去的，更是逃不开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这几天大一的学弟学妹也开始军训了，蛮吵的。吵得受不了就心里愤愤地骂：“妈逼的。这种活动就你妹的浪费时间，灌输集体主义，简直就是搞奴化、洗脑！这跟文革时候有森马区别呀？还你妹拉歌，这不就是搞群众运动那一套吗？擦！”后来想想上述说的我觉得还是都对。因为军训的确是1989年某事件之后又加上的。但是我也不能太过上纲上线了。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分析个前因后果的。

      时代烙印这种东西的确是束缚人的思维。但是你又逃不开。所以孟霖的反问有道理。而我第一段的结论：知识分子或许可以部分地避开时代的束缚。其实最终也是悖论——能够逃的出时代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使用当时的时代话语如何作用与时代。所以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的必要。除非你出世。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承认很大。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苦逼兮兮的有什么超越感。尽管不做出“举世混浊”之姿态那很难，因为知识分子这群人跟普通大众的知识结构也好，道德素养也好，我只能说有很大差别。请注意，我没有说，知识分子一定就是对的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局限性必然是有的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完美无缺的。只有意识到这种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为“淫民”服务，哈哈！

      怎么说呢，我自己以前一直给自己定位要做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后来想想，其实这是一种挺傻逼的道德标榜。现在一切都看透了。做自己就做自己。随便他妈什么角色呢。问心无愧就好了。

于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