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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老侠：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

本篇摘自王朔的《美人赠我蒙汗药》

老侠：这叫文坛青红帮，知识界学术界青红帮，三一伙俩一群。
　　王朔：前一阶段有一个新诗的论辩，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上来就谈谁好谁坏，谁行谁不行，最后由争论诗的好坏变成人的行与不行，变成人身攻击。反正好像这种情况也不是咱大众文化独有的，好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那种惯性，一争论起来就会出现的一种习惯。
　　老侠：你是说不光是大众话语最后要进入到人身攻击，是中国人原本的那种进行人身攻击的嗜好，借助于这个大众文化就显得更加猖狂，更加无所顾忌，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无耻……
　　王朔：这是大众文化提供的最合适的东西。
　　老侠：对！包括八十年代的东西。那时和现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你写的东西他从未看过，或看一点儿浮皮掠影的，而且你与那个争论的对手也从未见过面，你对这人从未有什么成见，只是批评他的东西而已。他就会自个儿往上靠，背地里说你在攻击他本人。人有时挺脆弱且心怀鬼胎，专把别人往黑里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个敌人。
　　人这东西有时太可笑。太可怜。就是说，一个认真的人评你的东西，人家首先要把你的书读了，起码他是你忠诚的读者，这不是很好嘛。我就尊敬那些认真读过我的东西，负责任地批判我的东西的人。即便有点儿心术不正，只要能击中要害，也算是难得的知音，没见过面，还打过笔仗的也是知音。
　　王朔：可能这种人连他自己都分不开自己的为人和为文了。你说的那种知音在我们周围极罕见，我怎么就碰不着。
　　老侠：想评别人的东西，还不能只看一遍。
　　王朔：起码要知道别人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我看过最荒唐的关于我的评论。一个老翻译，他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美国讲，王朔的小说都是为了影视改编而创作的。这学生感慨道：真是一针见血。什么一针见血，这是老糊涂话。我相信，那老头也没看过我什么东西，他这样说是一种误会。他怎么会误会呢？我想是他看了我的东西也不会喜欢，他从趣味上先就拒绝了。再一听别人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说了，人云亦云。我作品的影视改编造成了许多人的误会。
　　老侠：就像明代的《金瓶梅》，正人君子、士大夫、学者有几个能看上《金瓶梅》的，但现在它成了中国小说的经典。
　　《红楼梦》不就是把《金瓶梅》拿过来加上点儿宋词婉约派的情调弄成的吗？
　　我对于批评，首先要从你的读者的角度心怀感激甚至尊敬，对吧！他起码是看重了你尊敬你，他把你的东西都看了。至于他批评的到不到位，戳没戳到痛处，是另一个问题。他击中要害就更好，没说到点子上的评论，不理就完了，对吧？就当笑话。当然这要排除那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专门拿你说事儿煽情的人。我就不知道批评这东西怎么能给一些人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阴影，叫别人攻一下就天塌地陷了？无论相识与否，一个人身边最难得的朋友或知己，就是那种真能够看到你骨头的特别尖锐的读者，一针见血，扎到痛处。你当时也许会痛得嘭地跳起来，也可能暴怒一阵，找不到东南西北。
　　但过一段，心平气和地想想别人的尖锐，就会更深地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的痛处。人要能够有，这一生中有这么……一两个人，给你警钟长鸣的那种，就太幸福了。
　　王朔：朋友好遇，知心难求。
　　老侠：对！这种批评在中国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演变为文化青红帮之间的义气和仇恨，演变为人身攻击的陷阱。
　　比如说，你夸了谁，贬了谁，他就说你是投机，是出名策略，他就把这种健康的文化批判弄成个人的名利动机，和你写的东西本身毫无关系。中国人一向在争论中喜欢这种歪门旁道的揣测。也可以找找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很难在争论中只围绕一个话题本身展开。他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你就这个问题争论，他就一下子跳开了，他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绘画，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让你目不暇接，到处都是点，又找不到某一点，你不知道和谁去说，说什么。这种争论一旦陷进去，就正中他人的下怀。一扯到人身攻击上，人们就特别容易动怒。
　　所以说，面对大众文化的攻击、炒作，你的回应必须始终把握住自己在干什么，想说什么。你攻我我骂你，来来回回的，最后只剩下旁观者看热闹，当事者相互仇恨的分儿了。中国人在争论时有一点特狠，劲劲的。他心中的致命处一旦被触动了，他就放下其他一切，直奔你这个人来，他想把你这个人从根上灭了，想让你没有发言权。他们甚至在你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把你往死里弄。
　　王朔：你说的是不是"文革"的时候那种相互攻击？那时候确实是这个，一棍子打下来，接着就没了发言权，接着就身家性命受影响。可能越年纪大一点儿的人，这种感觉越强，他心有余悸，过敏性反应，一碰上这事就后背发凉，冷飕飕的，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个东西。
　　老侠：到最后，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跟观点、文章本身无关了。中国文化中不仅缺少诚实，更缺少宽容，那种伏尔泰式的宽容；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力。
　　王朔：中国古代的绵绵不绝的"文字狱"大概是不宽容之最了，一句诗可以掉脑袋，还要祸及九族。
　　老侠：大家深受其苦，到现在还不觉其苦，弄起人来都挺狠的。
　　王朔：后来，我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却拉开了阵势争论，其实根本就不交锋的，纯是打架，就是因为你这么说，他就偏要那么说，打来打去是同一件事儿。
　　老侠：我听说新诗有一个争论，一边是欧阳江河、唐晓渡、王家新、西川，另一边是于坚等……
　　王朔：他们有篇文章说，其实大家说的没矛盾。
　　老侠：我觉得他们的关于诗的讨论挺无聊的，放着关键的东西不谈，闲极无聊，都跑出来磨磨牙齿。
　　王朔：他们还动真了，打得脸红脖子粗的。我真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或深仇大限。
　　老侠：没有分歧，但有深仇大恨。
　　王朔：你们强调这个，我们就非强调那个。他们其实都在强调一个桌子而已，一个强调桌面，一个强调桌背。我没觉得他们在理解上有多大的矛盾，不能协调的地方，也就是彼此挑文章中的刺儿。如何没有把话说周全，一旦抓住，起而进攻。
　　老侠：原来是灭北岛们，提出"后北岛诗歌"。现在是"后北岛们"彼此攻击。
　　于坚带着一批新锐，唐晓渡、西川等已然成了前辈。西川等人是按照西方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写诗，唐晓渡等评论家也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评论西川们的诗，叫"文本批评"。而新起的这帮，比较生猛，他们就说自己是日常写作，就写每天体验到的鸡零狗碎，大白话的写作。但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写，也是从西方的东西过来的。现在的诗歌，其语言技巧不知比当年的北岛们成熟多少倍，但也仅止于模仿来的语言技巧而已，再无读了让人痛的东西了。对这类东西，还有个著名评论家说，于坚的诗很有意思，比如于坚的《Ｏ档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反正我几年前读时就想这也是诗？
　　你这一问，人家就说：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懂诗了，诗怎么可以问是不是，这是类现代的前现代的老掉牙的问题，现在已是"后现代"写作了。《Ｏ档料》这诗虽然没有阅读价值，却有文本分析价值。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一路诗人与批评家，写出来作品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专门给批评家做文本分析的。
　　八成外国的后现代写作都没有阅读价值，却有文本分析的价值。如果这样了，那倒天晴了，咱也学学这路子，弄出一种写作方法，吸引几个喜欢文本分析的批评家，凑一台孤芳自赏的没准还能成为经典的后现代诗歌荒诞剧。如果诗歌及文学照这路子发展，这有点大荒唐了吧。现在与八十年代不同了，还搞先锋的人，已无法吸引听众了，于是他们就找几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关起门来自摸，还摸得挺有快感。
　　前几年，牟森在电影学院排了个实验剧《彼岸》，没几个人看。后来开了一个讨论会，于坚啦、北大的张颐武啦……他们居然把这个戏吹到一种超越"五四"精神的高度，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种圈内人的自摸挺普遍的。
　　再比如，吴文光与他老婆文隽，弄现代舞，找几个又短又胖的熟人去跳，那些人没受过一点点舞蹈训练，连形体训练也没有，碍于脸熟的面子就去捧场，名为之现代舞。还说现代舞、后现代舞就是谁都能跳。
　　王朔：我真不知道还有这一路子的艺术先锋。
　　老侠：其实，表面上看，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分，但骨子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一样，都是赶时尚赶潮头。什么流行就扑什么，什么有利可图就干什么。没有人肯持之以恒，没有人坚守原初的信念。八十年代的文学界，一会儿是"伤痕"，一会是"改革"，一会是"嬉皮士"，一会儿是'寻根'，一会儿是"诗歌热"，一会儿是"小说热"，小说最火那阵子，许多搞理论的搞批评的都改写小说了。我曾看过某一本刊物，居然就有"批评家小说字号"，好像是上海的一群中青年批评家的。
　　王朔：我看过一些。
　　老侠：写评论影响小，钱也自然就少，就去蹚小说的混水，没准一鸣惊人，就成了小说家。这几年又出现了文人"随笔热"，大家就都写随笔，外国的、"五四"时期的随笔集出了一大堆。
　　王朔：我也赶着潮头走，开始写随笔了。这个月末我要出本随笔集。
　　老侠：一哄而起。文人的"随笔"或"小品文"，与电视中晚会上的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的共同特点是媚俗，既媚主流，又媚大众口味。
　　王朔：前几年张承志那种壮怀激烈的媚俗风行一时，似乎他拒绝和抵抗大众文化，抵抗物欲横流，那悲壮与上断头台差不多。看他的文字，让人想起《红岩》中的江姐。
　　老侠：但他的这种道义和勇气是装出来的，真正他不敢正视，反而只对大众文化壮怀激烈。张承志的内心有一种对人的疯狂仇恨，说起话来咬牙切齿，推崇暴力，怀念红卫兵时代的横扫一切害人虫。他的文字是嗜血的、仇恨的、暴力的，居然还能成为一时的热点，可见现在的人，心都不善，不光缺少正义感、宽容，连怜悯、同情都罕见。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对一切都麻木不仁，至多是鲁迅笔下的看客。
　　王朔：我们打小就是吃枪药长大的，在阶级斗争中百炼成钢的，身边每天都是阶级敌人，不狠行吗？
　　老侠：大众也是冷血的。顾城这个被社会捧为纯真诗人的杀人犯，过着贾平凹笔下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
　　他刚杀完人又自杀后，国内的媒体把他炒成浪漫的殉情的真正的诗人，有人还找来国内外历史上许多著名文人的自杀来论证顾城之死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意义。
　　但很少有人为倒在他斧头之下的谢烨说句公道话。刘湛秋这朵昨日黄花也跟着起哄，在三角关系中回忆往日的风流。整个社会都在炒诗人之死。太残忍了，太无耻了。
　　芒克还不错，替谢烨说公道话。顾城是被我们这个社会宠坏的，他从一开始就戴着假面具，直到杀人才本性毕露。小时家庭宠着他，写了几首诗后社会宠着他，结婚后女人们宠着他，出国后老外宠着他，杀人后，父亲、朋友、社会还宠着他。生生把一个诗人宠成杀人犯还要继续宠。中国人常说"禽兽不如"，我要说人的残忍远甚过禽兽，在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类相残达到过人与人之间的惨烈。阴险、恶毒的程度。如果猫狗猪们也会说话，会用语言相互指责，它们一定会指着那只残忍的猪说：你连人都不如。
　　王朔：这些都是小残忍了，还有更大的。
　　老侠：我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对待人，特别是人的痛苦。
　　今年世乒赛，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拿了双打冠军。但她打球时，父亲去世。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综艺大观》栏目，把拿了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现场。主持人先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又说这女孩如何坚强，为国争光之类。
　　然后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高调。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逼着女孩放弃个人痛苦。
　　多残忍！我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主持人递上去的话筒。
　　王朔：我觉得在残忍这点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没什么区别。

注：老侠据网络上说是小说家钟阿城，但在野夫的书中说，实际上是刘晓波。因为野夫当年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做个会生活的傻子

那天跟小雪聊天，她问我，有没有写过那种基于自己生活经验的文章。我心里一震，强装逼说写过，说我写日记呀，会写到一些生活琐事。

实际上是个不会生活的人
但是有时又会被粘住

野夫：瞎子哥

按：本文摘自野夫作品集《尘世·挽歌》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 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 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 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 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 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 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 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 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 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 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 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 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他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 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 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头无路的人，需要花 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 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 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 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 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 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 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待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 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宽则波平，岸窄则流激，没一定的。只要心地好，何愁无前程。
　　
瞎子哥的话当时也许我并未全懂，有些怏怏不乐。临走时，他竖耳一听四下无人，便把我的撮箕拿到马厩里满满装上粪蛋，说快回去吧，莫叫人看见了。
　　
那年秋天，我终于买了一把口琴，三元钱。我拿去吹给他听，他脸上浮起一种快乐的表情。我要他也吹一下，他急忙推开了说：不要不要，我嘴脏，莫吹脏了。
　　
而今，往事已远。马车店早已关张，瞎子哥后来如何悄然离开这个让他一世穷苦的世界，我则无从知道。我的口琴也不知尘封在哪个角落，再也难以吹响少年单纯的欢乐。只是在异乡的梦中，偶尔还看见瞎子哥站在那滚滚尘土的桥上，落寞地甩响着他师傅传给他那油黑的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