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的七张画

       我去西藏一共半年,《母与子》等六幅画是在拉萨完成的, 回北京画了《牧羊人》。画已经展出了,不少人对我这样画法不太理解, 我是这样想的：时风讲究创新, 讲究民族化、现代化。搞的人一多, 我反倒不想凑热闹。对自己要有个估量和了解, 找到自己的素质和偏爱也许就找到了自己的长处。我学画循规蹈矩, 天性缺乏浪漫的气质。我的敏锐只在直观和具体的事物中体现出来, 在生活中我喜欢普通的细节, 我内心充满往日在底层的种种印象, 离开这些印象, 我就缺乏想象。我偏爱这么几位画家伦勃朗、柯罗、米勒、普拉斯托夫（我发现, 一个画家的风格无论怎梓独特, 总和他偏爱的几个前人有千丝万缓的关系）, 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对寻常生活和人伦情感的热爱, 意味着朴厚、深沉, 蕴藉而凝练的艺术手法, 这正是我最神往的境界。我尽力模仿他们, 并不觉得难为情。我面对西藏浑朴夫然的人情风貌, 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些画家的油画语言。那种亲切与质朴, 那种细腻的刻画, 那种令人追恋的古风, 我不能设想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语言来传达我的感受。我知道这种追求在目前会显得背时, 也知道难免会被人指为专事模仿, 捡洋人的旧货。我顾不了那么多, 艺术本来就无听谓新旧, 何况史前期的艺术也为现代画家所借鉴利用。我的选择和模仿也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 纯粹的独创已经不大容易找到, 两千年来扛有多少种手法不曾被人使用过我不如老老实实在艺术质量上多下功夫, 只要感情真挚, 语言尽量贴切, 个人面貌也许少些, 我勉强不得。有人说我用的是古典油画手法, 我不能承认。我没有见过古典油画的原作, 不过学上世纪欧洲画家的皮毛, 画得稍仔细光滑一些。一我对几次欧洲国家的一画展中精巧的小画很有兴趣。我们看的大画不少了, 所以我画出了篇幅小巧的这七张画。

　  《母与子》我到拉萨不久就产生了好几个构思和草图, 其中有《康巴汉子》、《进城》之一、之二等由于是根据记忆画的, 显得单薄、空洞, 草图
出来了也就搁在一旁。七幅画里凡可以看看的, 人物动态、模样都直接取用了速写。《母与子》就是无意中由几张速写触发灵感画成的, 虽然起先没想画,但却是动手最早的一张。这些把孩子揣在衣襟里的牧女, 当她们散坐在地上哺乳时显得特别美。其中一个牧女看去十分老实, 她的长相很单纯, 孩子的脑袋用力拱进她衣襟吮奶时, 她呆呆的出神的面容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许多一辈子辛辛舍苦的劳动妇女, 人们喜欢把她们画得精力饱满, 笑逐颜开, 其实她们经常是疲倦的, 默不作声的。感人之处也就在此。我反复画她和另一对母子, 作品里正中和左侧袒肩的母亲都是画的这个女子。他们有共大伙人,就露宿在别人的帐篷外。当时没在我心里构成画面,几夭后翻看速写, 那一伙人露宿的印象消失了, 本子里只剩下那位妇女的几个正侧面形象和另一对母子, 她们仿佛自己跑进我构思的镜框里来, 什么都不用更动, 我只要把三个母亲组合得自然一些就行。这七幅画的构图, 我力求单纯公稳定, 不过份强调间透视人物宁可摆得满一些, 甚至单调、对称一些, 不求参差交错的变化、不使有摆布、填补或故意切除画面的痕迹‘ 我过去搞颇画、擂图, 包括油画, 比较讲究构图的镜头感觉, 使画面可以生动别致一些, 接近现代的构图特点, 但这回我的追求不同, 因为如果那样处理, 画面的和谐与朴素感就会受到损害。《母与子》是动手的第一张, 处处都画得太紧张, 太当心, 但笔迹间却因此显得比较真挚。现在看还有点喜欢。

        《母与子》以及后来的几幅画, 许多同行看了,都以为是写生, 觉得不是我的毕业创作。我说这就是毕亚创作, 他们还是不明白我画的什么意息。几直到现在还有一种看法, 认为这些画不能叫做创作母与子》是太像写生了, 就用几张速写拼成了油画, 然而, 这正是我的追求。如果说伦勃朗的《夜巡》是创作, 那么他的自画象是杏就算习作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从委拉斯贵支的《伊索》、印象派画家的风景、夏尔丹的静物, 是不是都得算习作或写生呢我不知道古人有没有创作、习作之说, 但他们每画一幅画都作为艺术作品来对待。绘画的使命本来就是描绘形象, 诉说眼睛和心灵对自然的感应, 所谓构思的概括、提炼, 本不该说得那么复杂, 这在艺术家只是一种选择而己。在无数的生活画面里, 米勒既选择了晚祷, 也选择了喂食,因为二者同样唤起了他的感情。如果指粼喂食》不如《晚钟》那样概括、提炼地揭示出了生活本质等等, 而米勒也听从这一套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像孩子学步、撒尿等一系列无比亲切的作品了。·艺术兜了一个大圈子, 原来就可以去“ 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 我这才悟到库尔贝在一百年前的宣言对绘画的影响是何等重要二既然我们这里推崇这些“ 现实主义” 画家既然他们的作品并不印证我们的理论, 我也就不必为我的画是不是创作而烦恼了。而且, 美术界的许多次展览和大量作品已经证明过去给“ 创作” 划出的圈予不那么起作用了。

《进城》之一 

        这纯粹是擦肩而过的印象。结伴出行的姑娘看去经常是亲切有趣的, 西藏的牧羊女上街喜欢一个拽一个的袖子, 这就更有意思了。她们脸上未见世面的羞怯神色有一种本来的、单纯的魅力。他们都穿着简单缝制的羊皮袄, 不像出嫁后的牧女有各种佩戴披挂, 结果反而显得和她们的脸一样更本来, 更单纯。这种面容在内地是不容易见到的, 她们使我想起古代人脸上那种近乎原始, 而又端庄、淳朴的美。姻门来到拉萨又兴奋, 又胆怯,但这种内心深处的活动, 只能在面部刻画时稍作暗示, 做到刚能看出就够了。人秘吐画的笔墨和用心,我以为就在于宁可少一些, 藏一些, 一张过分有声有色的脸往往就把话说尽了。我注意到有的老练的演员并不轻易动用表情, 他也许从头到尾都不肯笑一笑, 观众的想象自会领会那没有演出来的戏· 许多著名的肖像画看似呆板, 却经得起揣摩玩味, 有如品茶。牧羊少女的脸正具有这种很经看的魅力, 促使我往内、往“ 呆板” 里去画, 可惜这业非易事, 我画得太少太藏, 结果反画得乏味了。前一向我看到报载关于含蓄问题的专题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表现手法之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艺术的基本规律之一、我不敢从理论上辨析这个问题, 但却偏爱后一种意见。我们的画无论在色彩、用笔、刻画、表现主题方面, 普遍有过火、太露、和盘托出而唯恐别人看不出来的毛病, 讲一点含蓄是有好处的。《进城》之一的乏味, 还因为我把背景画糟了, 画得像布景那样呆板。这些宁静小街的墙和窗是富有表情的, 我领会这表情, 但由于画景的能力差, 没能画出味来。

《康巴汉子》 

        我想让人看看在遥远高原上有着如此强悍粗犷的生命。如果你见过康巴一带的牧人, 你一定会感到那才叫真正的汉子。我每夭在街上见到他们成群地站着, 交换装饰品或出卖酥油。他们目光炯炯, 前额厚实, 盘起的发辫和垂挂的佩带走路时晃动着, 沉甸甸的步伐勇武稳重醉真是威风凛凛, 让人羡慕, 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绘画绝好的对象, 我找到一个单刀直入的语言他们站着, 这就是一幅画。我在这幅画里, 要不折不扣地画人才行,倘若有一个人物稍微单薄些, 就没份量、没看场了。为此我天天在他们里边转, 画了十多个头像和一身姿的速写, 多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画的。有些形象很生动, 但不是每个都能放到我的画里去。我反复选择了很久, 常常只好让一、二个脑袋先空着、再上街去物色对象。至今我对这些形象还不满意、只有中间那个汉子自认还象那么一回事。我在他站立时的姻腿上, 在他坦坦翩看着我呷光乌在他沉着而陶更的微笑上看到某种典型的东西津肠嘴角透出他异常强旺旷达的性格力量。我打定主意让他站在正中, 有神的小眼睛就照我画他时刀瞬看着我。这对眼睛如果张望着别处, 那种通过目光震动我的个性励就会消散。不是吗倘若一头狮子或一位猛士看你一眼的话, 那一眼传过来的印象可是非同寻常的。我就力图把这目光注射到观众的心灵里去。他要比别人矮一些, 这也是典型的。我在农村的长期生活中规, 真正厉害的有威望的民间人物砂往往是矮小精壮的, 有如一个檬紧的拳头。我在他身后的高大汉子手里放了一串佛珠。这个细节是真的, 他们浑身是力量, 一但煦样每天对着寺庙磕几百个头。我画《康巴汉子》是充满激情的, 可我却业不怎么喜欢这幅画。我觉得还不够土,还缺点什么, 但究竟缺什么, 我说不上来。

《洗发女》 

        七张画里我最不喜欢这张, 曾经我很想撕了它。它多少有常‘我也来画几个裸体”的味道。但这情形是街上看来的, 丈夫给妻子浇水,颇有趣味。妻子的身体美极了, 所以画了背还不算,把洗完后站着梳头的身影也画了进去。那天太阳很好, 而我不善画外光, 这就打了一半折扣。当场不好意思老看, 也不敢画速写, 裸体的部分画得很糟,光凭记忆看来是很不够的。

《朝圣》 

        我并不是很早就想画《朝圣》这幅画的。象走路、哺乳那样平常的现象, 艺术土倒是大可做文章的材料。但是, 朝圣的场面太特殊, 太少见, 这反而使我为难起来。我一直在迟疑, 有没有必要画这类事情, 作为一件作品, 我不满足就画那么几个磕头的动作了事。如果仅仅为了反映这种本世纪少有的宗教活动, 纪录电影和新闻照片比绘画强得多, 而照片对普通的生活反倒缺乏表现力。我先是准备放一只羊在墙角, 的确, 常常有些老狗或羊混在朝圣的人群里, 好象什么都晓得似的。但我感到还缺点什么。有一次我在一个朝圣者脚边看见一个躺倒的孩子, 他身边扔满了大人脱下的靴子和什物, 周围人来人往, 他完全睡熟了。我想起我在农村的生活, 乡下孩子们总是被扔在地边, 忙碌的母亲没空管他们。他们就在地上哭, 玩, 睡, 在地上爬到长大。我去年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歪斜着睡熟时, 我喜欢长久看那可爱的模样。我不能设想把我的女儿放在大街上让她睡去, 一而来到拉萨朝圣的无数藏民, 大多数都露宿在街头巷陌, 太小的孩子, 缚在母亲背后磕头, 稍大一些的, 就可以放在一边, 再大些的孩子, 就和大人一起磕头,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小女孩, 没有了父母, 一个人徒步走到拉萨来朝圣。我心里顿然又听到了诉说生活和人道情感的语言, 这语言是我尽量在其他每一幅画里都要说的。睡熟的孩子会把人们的思路重新拉回生活, 而只有把他们不可名状的生活同这种狂热自成的举动联想到一起, 我的画才具有了某种意蕴。我当晚画出了草图, 第二天上了薄油稿。我暗下欣赏这个孩子的安排, 但我却并不欣赏《朝圣》这幅画, 它远没有画出拉萨成千上万的朝圣者给我的强烈感受。
　　有人要我谈谈怎样在这幅画里表现了对人民和生活的感情, 对社会现象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倘要在这个命题上发挥, 我也许真能写好几页, 但这恰恰是我不愿意多说的东西。我只是靠作品说话, 我希望人们注意作品, 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还觉得,幅作品到了存心想让人看出作者在关心人民、表现生活时, 反而不一定那么动人了, 因为画中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塞过来的东西。如果观众能够不期而然地被作品的真实描写和人道感情所打动, 感到“ 这就是生活, 就是人” , 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我也不希望别人随意解释我的意图和倾向。有人叫好, 说我揭露并谴责了这种可怕的落后愚昧的现象。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讨厌用绘画去揭露什么。有人说我对他们抱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也未必。我不希望一幅画仅仅引起别人的同情, 就象人们看灾情展览一样。然而我不能否认, 包括我, 谁都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但这都不是我创作冲动的根本原因, 我在四川也听说成千的百姓去拜佛,但我不会去画的。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要强调一点,也希望别人注意到, 那种场面决不仅仅是发人深思的, 那是很美的, 或者说简直是壮观的。这些争相甸旬在地的善良人们, 他们不知道自己多么苦, 也不知道自己多么美, 这才是我要画他们的原因。至于看画, 各人尽可有各人的感触和理解, 那是另一回事。

《进城》之二 

        作品的主题不一定一言道尽, 不能说得太清楚, 这还不光是个含蓄的问题。我发现所有高乘的作品, 特别是诗和绘画, 都具有一种你一看就领会, 就被打动, 但却说不出来的魅力。比如莱勃尔的《不相称的夫妇》, 你一看就明白过来了它妙在那妻子画得并不愁愁戚戚, 她和丈夫一样心满意足。这才叫深刻一刊旦说不出来。米勒的《晚钟》和《拾穗》有一种使人对生活吧长彻晤的力量, 但你悟到些什么说不出来。李商隐的《雨夜寄北》,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朱自清的《背影》, 读来都有一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人有时常会被一棵树, 一道地平线, 一束光影, 一张脸, 一个往日最简单的记忆所打动, 以至出神, 以至沉思遐想, 终久不忘, 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作怪。我这回就很想去追求“ 说不出来” 的情景, 其他几幅终嫌浅薄, 自认双进城》之二算是追求到了这么一点点。然而说追求, 并不贴切, “ 说不出来” 的意境往往并非出自匠心, 而纯由自然中得来。上面说到拜忿寻看爵馨赁粼盒沐严璧耸矍浪纂黑霖掣异蔡教箭傲黑缴撰燕答篡戈之来蠢初时的激情和强烈印象已逐渐消失。虽然我手边陆续描写沉默阴郁的面容也并不意味着票暴露黑暗。丑化和美化一样不真诚, 至于创作黔说真话” 、我以为不一定解决问题, 因为真话本身并没有质量, 许多虚伪的作品, 有的作者心里知道是假的, 有的作者却完全出于真心, 还有的人喜欢每说一通话后亩就加上一句“ 真的” , 叫人反而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艺术的真伪和态度的真伪一样, 能够听出、看出、感觉出的, 二个真正真诚的人也许并不曾想到自己是真诚的, 正如慷慨的人从不自夸慷慨一样。我注意到七幅画的色彩没有任何区别。这一方面反映了我缺芝色彩手段和训练衬另一方面也体现我的打算, 多注意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色彩区别注意这阶段和下一阶段色彩处理的区别注意不同区域和民族的色彩区别一如北方和南方, 汉族和藏族。一七幅画七个调子也许是美的, 但毓氛和个性、面貌方面会缺乏统一与和谐口另外, 我觉得色彩不是彩色, 色彩要有个性· 色彩丰富美, 色彩单纯也美。关于用笔, 我过去和许多青年一样, 以为用笔就是用力地往画上摆, 看出一笔笔痕迹和厚厚的颜料, 才叫见笔看了一一斑劣。画完成后, 我象局外人似的审视了一番, 一度很澳一娜淤康巴汉子油画陈丹青衬贪多求快尽管画得仔细, 但明眼人能着出这只是浮面的土细, 骨子里还是仓促而就, 没在清境人物上深掘过, 架不住细看。我虽厌恶别人处处彝示某种追求,很想背道而驰, 结果也不免落入另一种刻意追求的陷井,作品还是不自然公我追慕古风, 而古风的美恰在自然, 我的驾驭能力, 我的技巧、色彩, 都远远不能达到这种坚实画风的要求‘ 所娜品在我面前显得苍自无力户我期待着同行和观众的指教。

表达方式

一   压抑的表达

       温斯顿说“自由就是能够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say that two plus two makes four. If that is granted, all else follows.)这些原本很贫乏的词汇，幼稚儿童一样的造句，却因为这是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尽一切可能顽强地去表达，展现出一种动人的悲剧性效果，成为了永恒经典的表达方式。
       我们也生活在《1984》之中。我们的表达方式同样受到外界与自我的限定、扭曲与切割。当然这个问题是隐秘的。一方面某一些语辞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我们。借用《1984》里的话说就是：“B类词语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词语不仅每个都具有政治含义，而且创造这些词的目的，就是让使用这些词的人有合乎需要的思想态度。”当我们陷入这个话语系统的时候，我们一无所能，头脑一片空白。另一方面，一些语辞遭到转义、腐蚀或毁灭。这不仅仅是关于互联网上的敏感词屏蔽，现代汉语字符的简化。更体现在更为广泛的民间话语里。你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承认母亲不是母亲就是祖国，红色不是红色只是革命，自由不是一种品质只是一个词语。而且另外一些语辞被有意无意边缘化了。消灭了语辞当然不会立刻消灭语辞所表述的现实情感、思维方式。但是这使得我们不能够在意识中清晰地将之对象化，更不可能与别人谈论它分享它。这种情感或者方式就发展成一种歇斯底里的东西。并最终真正走向毁灭。卖红薯的未必没有过哲学式的困惑，只不过那一刹那的感觉无法使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心中的块垒就化为无形了。
       共产时代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化与人文精神的畸化与毁灭正在慢慢地褪去。不过现今依旧不容乐观。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   表达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无非就是对观念的诠释、演绎甚至质疑，对可能性的追逐。表达就是个人存在的延续。人选取的表达方式本身固化为一种独特的客观标志。因此，文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表达构成的。有了表达的积淀，我们才能有与祖先、与他人、也与自己沟通的可能，才看上去不是孤零零的弃儿。我们才有了一丝凭空的安慰。表达伴随着现代性带给人的压抑与我们对个人处境的反思。身份的限定、可能性的丧失、自由的沦落、灵魂的死亡，导致的必然是空虚、无聊、厌倦、矫情、自嘲、荒谬、怪异、狐疑与疯癫。失去了活在此时此地的能力的人们，总是为着未来或者过去焦虑不安。当灵魂敏锐的人憋得透不过气时，就是想去吼，去狂奔，去哭泣，去愤怒的咒骂，哪怕去痛苦的呻吟。一句话，想表达，想突破表达方式的限制，获取自由的空气，追逐更多的可能性，哪怕得到的虚无与孤独。
       不过只有内心敏感的人才会有上述特征。那些机器一样的人们才会显得稍微“正常”一点，如同机器一般默默地可能带着些许微笑地运行至死。生活就是一个贴了“妹的 in 拆哪”标签的毛绒玩具，外表是熟悉的那种松软光鲜的毛绒绒的表皮。但是挖掘内部，你可能会发现一团团的黑心棉填充物和一个冰冷的塑料壳子。（当然是那种假装出口转内销的）生活庸常，加上人心的庸常就是一道无解的现代性题目。

三  《声存》

       他们舒舒服服地蜷缩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面，既没有途径走出去，更没有好奇心与耐心走出去。
       人的经验有些的不愿意分享的，有些却是愿意分享却无法分享的。表达方式的差异、脱节与本身的限制局限了人类的分享途径与范围。这造成了大批灵魂丰富人的苦闷，他们徘徊在失语、词不达意与准确表述之间。而作家偏执地去用一种行动——书写——去突破这种禁锢，尽力去给世界创造一种被解读的主题，增加了文明之中可以言说与分享的那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可以表述的文明为现实已经提供了巨大的充实。但事实上这一部分文明与人类总体的心路历程也只是九牛一毛。
       阅读能够培养人对生活的感受能力，扩大语汇系统，最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使人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充实人的灵魂。我们如何才能够突破曾经受到过的揠苗助长般的先期教育、社会习惯与意识对我们的绑架？如何从被一直被动前进的行走中，回过神来，反观自己的处境，赢得自我的生活的主动权？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个真实的维度，如何找到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诠释可能？
       《声存》能做什么？像牛虻一样叮醒一只母牛，苏格拉底因为“败坏”青年人思想而被判处死刑。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一只牛虻何尝不是苏格拉底？我们期待那些有能力被影响的人们。抛却了那高高在上的救世情怀，选择真实地活着。独立与自由就是《声存》的表达方式。意义不因阐释或误解而凭空产生或消失。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昭示了一切。因为存在才意味着可能性。写作者使用文字作为表达方式。艺术家以图像、声音为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本身限制了作者的内容也成为了作者要传达内容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尝试更多，不断地寻求突破这种表达方式的局限。
          给予别人鼓励本身就是善，同样，给予自己与时代鼓励也是。

于2011年11月

剪

二十年后的梦必然是

走在逃课后的一条布满漫黄秋叶的初冬落雨的路上

回头望望湿漉漉的灰红建筑

小心翼翼绕过一片片透不过气寻找自由的蚯蚓，以及一坑坑的积水

自嘲着自己自不量力的生命关怀

丢开伞看天，雨不大

默默地送别了随着忘却飘散的意象

二十年后已经不再是我

于2011年11月一个冰冷的冬日

阿城：思乡与蛋白酶

　    我们都有一个胃，即使不幸成为植物人，也还是有一个胃，否则连植物人也做不成。
　　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了个“吃”。如果以为这个“吃”是为了中国人的胃，就错了。这个“吃”，是为中国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所谓“色、香、味”。
　　嘴巴这一项里，除了“味觉”，也就是“甜、咸、酸、辣、辛、苦、膻、腥、麻、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口感”，所谓“滑、脆、黏、软、嫩、凉、烫”。
　　我当然没有忘掉“臭”，臭豆腐、臭咸鱼，臭冬瓜，臭蚕豆，之所以没有写到“臭”，是我们并非为了“逐其臭”，而是为了品其“鲜”。
　　说到“鲜”，食遍全世界，我觉得最鲜的还是中国云南的鸡土从菌。用这种菌做汤，其实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我怀疑这种菌里含有什么物质，能完全麻痹我们脑里面下视丘中的拒食中枢，所以才会喝到胀死还想喝。
　　河豚也很鲜美，可是有毒，能置人死命。若到日本，不妨找间餐馆（坐下之前切记估计好付款能力），里面治河豚的厨师一定要是有执照的。我建议你第一次点的时候，点带微毒的，吃的时候极鲜，吃后身体的感觉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议你此时赶快做诗，可能你此前没有做过诗，而且很多著名诗人都还健在，但是，你现在可以做诗了。
　　中国的“鲜”字，是“鱼”和“羊”，一种是腥，一种是膻。我猜“鲜”的意义是渔猎时期定下来的，之后的农业文明，再找到怎样鲜的食物，例如鸡土从菌），都晚了，都不够“鲜”了，位置已经被鱼和羊占住了。
　　鱼中最鲜的，我个人觉得是广东人说的“龙利”。清蒸，蒸好后加一点葱丝姜丝，葱姜丝最好顺丝切，否则料味微重，淋清酱油少许，料理好即食，入口即化，滑、嫩、烫，耳根会嗡的一声，薄泪洇濡，不要即刻用眼睛觅知音，那样容易被人误会为含情脉脉，低头心里感激就是了。
　　羊肉为畜肉中最鲜。猪肉浊腻，即使是白切肉；牛肉粗重，即使是轻微生烤的牛排。羊肉乃肉中之健朗君子，吐雅言，脏话里带不上羊，可是我们动不动就说蠢猪笨牛；好襟怀，少许盐煮也好，红烧也好，煎、炒、爆、炖、涮，都能淋漓尽致。我最喜欢爆和涮，尤其是涮。
　　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象有沁色的羊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顿，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嚼是为了肉和料混合，其实不嚼也是可以的。料要芝麻酱（花生酱次之），豆腐乳（红乳烈，白乳温），虾酱（当年产），韭菜花酱（发酵至土绿），辣椒油（滚油略放浇干辣椒，辣椒入滚油的制法只辣不香），花椒水，白醋（熏醋反而焦钝），葱末，芫荽段，以个人口味加减调和，有些人会佐食腌糖蒜。京剧名优马连良先生生前到馆子吃涮羊肉是自己带调料，是些什么？怎样一个调法？不知道，只知道他将羊肉真的只是在水里一涮就好了，省去了一个“顿”的动作。
　　涮羊肉，一般锅底放一些干咸海虾米和干香菇，我觉得清水加姜片即可。料里如果放了咸虾酱，锅底不放干咸海虾米也是可以的，否则重复；香菇如果在炭火上炙一下再入汤料，可去土腥味:姜是松懈肌肉纤维的，可以使羊肉更嫩。
　　蒙古人有一种涮法是将羊肉在白醋里涮一下，“生涮”。我试过，羊肉过醋就白了，另有一种鲜。这种涮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征进时的快餐吧，如果是，可称“军涮”。
　　中国的饮食文化里，不仅有饱的经验，亦有饿的经验。
　　中国在饥谨上的经验很丰富，“谨”的意思是蔬菜歉收，“饥”的另有性欲的含义，此处不提。浙江不可谓不富庶，可是浙江菜里多干咸或发霉的货色，比如萧山的萝卜干、螺丝菜，杭州、莫干山、天目山一带的咸笋干，义乌的大头菜，绍兴的霉干菜，上虞的霉千张。浙江明明靠海，但有名的不是鲜鱼，奇怪的是咸鱼，比如玉环的咸带鱼，宁波的咸蟹，咸鳗鲞，咸乌鱼蛋，龙头考，咸黄泥螺。
　　宁波又有一种咸冬瓜，吃不惯的人是连闻都不能闻的，味若烂尸，可是爱吃的人觉得非常鲜，还有一种臭苋梗也是如此。绍兴则有臭豆。
　　鲁迅先生是浙江人，他怀疑浙江祖上人也许不知遭过多大的灾荒，才会传下这些干咸臭食品。我看不是由于饥谨，而是由于战乱迁徙，因为浙江并非闹灾的省份。中国历史上多战乱，乱则人民南逃，长途逃难则食品匮乏，只要能吃，臭了也得吃。要它不坏，最好的办法是晾干腌制，随身也好携带。到了安居之地，则将一路吃惯的干咸臭保留下来传下去，大概也有祖宗的警示，好像我们亲历过的“忆苦思甜”。广东的客家人也是历代的北方逃难者，他们的食品也是有干咸臭的。
　　中国人在吃上，又可以挖空心思到残酷。
　　云南有一种“狗肠糯米”，先将狗饿上个两三个月，然后给它生糯米吃，饿狗囫囵，估计糯米到了狗的“十二指肠”（狗的这一段是否有十二个手指并起来那么长，没有量过），将狗宰杀，只取这一段肠蒸来吃。说法是食物经过胃之后，小肠开始大量分泌蛋白酶来造成食物的分化，以利吸收，此时吃这一段，“补得很”。
　　还是云南，有一种“烤鹅掌”，将鹅吊起来，让鹅掌正好踩在一个平底锅上,之后在锅下生火。锅慢慢烫起来的时候，鹅则不挺地轮流将两掌提起放下，直至烫锅将它的掌烤干，之后单取这鹅掌来吃。说法是动物会调动它自己最精华的东西到受侵害的部位，此时吃这一部位，“补得很”。
　　这样的吃法已经是兵法了。
　　相较中国人的吃，动物，最凶猛的动物，吃起来也是朴素的，表情平静。它们只是将猎物咬死，然后食其血或肉，然后，就拉倒了。它们不会煎炒烹炸熬煸炖涮，不会将鱼做成松鼠的样子，美其名曰“松鼠桂鱼”。你能想象狼或豹子挖空心思将人做成各种肴馔才吃吗？例如爆人腰花，炒人里脊，炖人手人腔骨，酱人肘子， 人耳朵，涮人后脖子肉，腌腊人火腿，干货则有人鞭？
　　吃，对中国人来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步。“吃哪儿补哪儿”，吃猪脑补人脑，这个补如果是补智慧，真是让人犹豫。吃猴脑则是医“羊痫风”也就是“癫痫”，以前刑场边上总有人端着个碗，等着拿犯人死后的脑浆回去给病人吃，有时病人亲自到刑场上去吃。“吃鞭补肾”，如果公鹿的性激素真是由吃它的相应部位就可以变为中国男人的性激素，性这件事也真是太简单了。不过这是意识形态，是催眠，所谓“信”。海参，鱼翅，甲鱼，都是暗示可以补中国男女的的性分泌物的食品，同时也就是暗示性的能力的增强。我不吃这类东西，只吃木耳，植物胶质蛋白，而且木耳是润肺的，我抽烟，正好。
　　我以前的闲话闲说里聊过中国饮食文化的起因：
　　现在呢，则不妨将《招魂》录出：
　　稻粢穱麦，挐黄梁些。
　　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鄨炮羔，有柘浆些。
　　鹄酸臇凫，煎鸿鸧些。
　　露鸡舋衟，厉而不爽些。
　　粔籹蜜饵，有□餭些。
　　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这样的食谱，字不必全认得全懂，但每行都有我们认得的粮食，家蓄野味，酒饮，烹调方法。如此丰盛，魂兮胡不归！
　　这个食谱，涉及了〈礼记·内则〉将饮食分成的饭、膳、馐、饮四大部分。先秦将味原则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这个食谱以“大苦”领首，说明是夏季，更何况后面还有冰镇的“冻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冷饮。
　　难怪古人要在青铜石器上铸饕餮纹。饕餮是警示不要贪食，其实正暗示了所盛之物实在太好吃了。
　　说了半天都是在说嘴，该说说胃了。
　　食物在嘴里的时候，真是百般滋味，千般享受，所以我们总是劝人“慢慢吃”，因为一咽，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连辣椒也是“辣两头儿”。嘴和肛门之间，是由植物神经管理的，这当中只有凉和烫的感觉，所谓“热豆腐烧心”
　　食物被咽下去后，经过食管，到了胃里。胃是个软磨，被嚼碎的食物再磨细，我们如果不是细嚼慢咽，胃的负担就大。
　　经过胃磨细的食物到了十二指肠，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口中物，能不能化成我们自己，全看十二指肠分泌出什么样的蛋白酶来分解，分解了的，就吸收，分解不了吸收不了的，就“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影响很大，诸如打嗝放屁还是小事，消化不良可以影响到精神不振，情绪恶劣，思路不畅，怨天尤人。自己烦倒还罢了，影响到别人，鸡犬不宁，妻离子散不敢说，起码朋友会疏远你一个时期，“少惹它，他最近有点精神病。”
　　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诫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会影响人一辈子。
　　人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蛋白酶的构成有很多可能性，随着进入小肠的食物的种类，蛋白酶的种类和解构开始形成以至固定。这也是例如小时侯没有喝过牛奶，大了以后凡喝牛奶就拉稀泻肚。我是从来都拿牛奶当泻药的。亚洲人，例如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例如美国，绝大多数都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侯牛奶喝的少或根本没有的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
　　牛奶在美国简直就是凉水，便宜，新鲜，管够。望奶兴叹很久以后，我找到一个办法，将可口可乐搀入牛奶，喝了不泻。美国专门出一种供缺乏分解牛奶的蛋白酶的人喝的牛奶，其中掺了一种酶。这种牛奶不太好找，名称长得像药名，总是记不住，算了，还是喝自己调的牛奶吧。
　　不过，“起士”或译成“起司”的这种奶制品我倒可以吃。不少中国人不但不能吃，连闻都不能闻，食即呕吐，说它有一种腐败的恶臭。腐败，即是发酵，动物蛋白质和动物脂肪发酵，就是动物的尸体腐败发酵，臭起来真是昏天黑地，我居然甘之如饴，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是不吃臭豆腐的，一直没有过这一关。臭豆腐是植物蛋白和植物脂肪的腐败发酵，差了一个等级，我居然喜欢最臭的而不喜欢次臭的，是第二个自己的不可思议。
　　分析起来，我从小就不吃臭豆腐，所以小肠里没有能分解它的蛋白酶。我十几岁时去内蒙古插队，开始吃奶皮子，吃出味道来，所以成年以后吃发酵得更完全的起士，没有问题。
　　陕西凤翔人出门到外，带一种白土，俗称“观音土”，水土不服的时候食之，就舒畅了。这白土是碱性的，可见凤翔人在本乡是胃酸过多的，饮本地的碱性水，正好中和。
　　所以长辈“不要挑食”的告诫会影响小孩子的将来，道理就在于你要尽可能早地，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使你的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的完整，于是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都吃得，什么都能消化，也就有了幸福生活的一半了。
　　于是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就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
　　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历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我挑剔不挑剔？
　　话说我沿着十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开，早上三明治，中午麦当劳，天近傍晚，路边忽然闪出一块广告牌，上写中文“金龙大酒家”，我毫不犹豫就从下一出口拐下高速公路。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间去请教，温州话我是不懂的，但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我还是懂了。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菜呀！炝油，炸盐，煎少许猪肉末加冬菜、再煎一下郫县豆瓣，油红了之后，放豆腐下去，勾兑高汤，盖锅。待豆腐腾的涨起来，起锅，撒生花椒面，青蒜末，葱末，姜末，就上桌了，吃时拌一下，一头汗马上吃出来。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什么“龙风承祥”，什么“松鼠桂鱼”，场面菜不常吃，吃也是为吃个场面，吃个气氛，吃个客气，不好吃也不必说，难得吃嘛。家常菜天天吃，好象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好，转回来说美国西部蛮荒之地的这个“金龙大酒店”。我推门进去，站柜的一个妇人迎上来，笑容标准，英语开口，“几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从她肩上望过去，座上都是牛仔的后代们，我对他们毫无成见，只是，“您这里是中国餐馆吗？”
　　“当然，我们这里请的是真正的波兰师傅。”
　　到洛杉矶的一路上我都在骂自己挑剔。波兰师傅怎么了？波兰师傅也是师傅。我又想起来贵州小镇上的小饭馆，进去，师傅迎出来，“你炒还是我炒？”中国人谁不会自己炒两个菜？“我炒。”
　　所有佐料都在灶台上，拣拣菜，抓抓码，叮当五四，两菜一汤，吃得头上冒汗。师傅蹲在门口抽烟，看街上女人走路，蒜瓣儿一样的屁股扭过来扭过去。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老华侨叶落归根，直奔想了半辈子的餐馆、路边摊，张口要的吃食让亲戚不以为然。终于是做好了，端上来了，颤巍巍伸筷子夹了，入口，“味道不如当年的啦。”其实呢，是老了，味蕾退化了。
　　老了的标志，就是想吃小时侯吃过的东西，因为蛋白酶退化到了最初的程度。另一个就是觉得味道不如从前了，因为味蕾也退化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食品的评价，儿孙们不必当真。我老了的话，会三缄吾口，日日喝粥就咸菜，能不下厨就不下厨，因为儿孙们吃我炒的蛋，可能比盐还咸。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一九九六年二月 加洲洛杉矶

读《七十年代》有点儿感

      “每个时代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独有那些或隐含或显现出来的价值逻辑与思维方式死死地陷入那一代人心里。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是我读《七十年代》这本书时，偶发感想随手发了个信息发给孟霖。孟霖回信曰：“那你觉得我们能超越时代的局限，领会到我们的‘这一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和其他时代不同的东西吗？”这个反问让我一愣。然后回了个信，避开了回答。回头一想，也许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因为启蒙（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会反戈一击，摆脱上述那种时代的束缚，或者退一步说，部分地摆脱吧。《七十年代》讲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

      尽管我只看了李陀的卷首语，一篇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还有半篇北岛的《断章》。我便足以嗅出这本书的分量。卷首语说沉甸甸的是记忆不是控诉，不是伤痕。是一组知识分子在成熟了、懂事了之后的集体印记。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次对当年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呈现。历史叙述本来就很难不带感情，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读到不带感情的东西。对于毛时代。徐冰说的我觉得很好，“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抱怨与解构的意义仅仅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而更重要的是要问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毛一样反过来把毛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彻彻底底地全部丢弃？丢弃以后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资格建立更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丢的掉吗？至今我的父亲还是记得当年的《共产党好共产党亲》里面一句令我觉得酸不拉唧脸上挂不住唱出来不好意思的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红歌已经跟当年苏联的诸如《喀秋莎》这类革命歌曲走了相同的路线，那就是“意义”失去，只剩下“歌词发音”的旋律了。就是说，这首歌你已经不需要想它到底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尽管它还是在官方看来还是具有少量意识形态教育（说难听就是洗脑）的色彩。而民众却未必这么想。

      尽管在我看来，浅洗脑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类歌我也是不唱的，但是我绝对不能剥夺别人唱这种歌的自由。尽管论艺术性什么的，这类歌大多差的很。但是仍旧是一代人或者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徐冰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坦言，这种印记是抹不去的，更是逃不开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这几天大一的学弟学妹也开始军训了，蛮吵的。吵得受不了就心里愤愤地骂：“妈逼的。这种活动就你妹的浪费时间，灌输集体主义，简直就是搞奴化、洗脑！这跟文革时候有森马区别呀？还你妹拉歌，这不就是搞群众运动那一套吗？擦！”后来想想上述说的我觉得还是都对。因为军训的确是1989年某事件之后又加上的。但是我也不能太过上纲上线了。什么事情都刨根问底分析个前因后果的。

      时代烙印这种东西的确是束缚人的思维。但是你又逃不开。所以孟霖的反问有道理。而我第一段的结论：知识分子或许可以部分地避开时代的束缚。其实最终也是悖论——能够逃的出时代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使用当时的时代话语如何作用与时代。所以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的必要。除非你出世。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承认很大。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苦逼兮兮的有什么超越感。尽管不做出“举世混浊”之姿态那很难，因为知识分子这群人跟普通大众的知识结构也好，道德素养也好，我只能说有很大差别。请注意，我没有说，知识分子一定就是对的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局限性必然是有的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完美无缺的。只有意识到这种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为“淫民”服务，哈哈！

      怎么说呢，我自己以前一直给自己定位要做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后来想想，其实这是一种挺傻逼的道德标榜。现在一切都看透了。做自己就做自己。随便他妈什么角色呢。问心无愧就好了。

于2011年9月

自说自话

        自己不太想像我以前那样子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深知眼中的世界透了多少个人色彩在内。冷静下来的时候才逐渐感觉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清晰了。这时我已经褪去那些激进的、幻想的、浪漫的想法。剩下来的相对理性和清醒的东西。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会一直关心这个问题。

        时代什么样就在那里摆着。定位好一个渺小的个人与一个宏大的时代的关系很重要。除了做一些什么，任何的抱怨都没有意义。当然“做一些什么”包括想清楚在时代面前弱小的单个个体应该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面对一只逐渐死去的，生满脓疮鲜血直流的母兽，你最矛盾的就是去选择去救她还是趁着这巨兽还没有腐烂到不能下口，自己赶紧趴上去多吸一口血、多撕一块肉。更为现实的比喻可能还是鲁迅先生的比喻，到底选择吃别人多一还是选择被人吃多一点。总之既然生活在继续，吃人就在继续。因为溃烂在继续，而你也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保全不了整体以及你自己。

        做出以上判断也许很多人看来还是太过消极。他们觉得变局很多，互联网呀，或者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呀都可以带来改变，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变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现在正在迎来辉煌的时刻。我不想对于这种观点给出什么评价，只是与之不同。我只是想在制度上说几句。坏的制度即使遇到好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而且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我认为作为人，大部分人绝对不可能有多坏。坏的永远是制度，是制度使人异化，使人扭曲。一个纳粹党员在家里也是慈父也是孝子。跟踪你的熊猫也是一个辛辛苦苦养家的普通人。我并不倾向于把善恶观过分地指向个人。同样更不会认为所谓的某某阶级怎么样怎么样。普通人只想活下去，这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不好的地方。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巨大的体制惯性与外界环境面前选择放弃自我是很划算的，这一点实属无奈。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了中国国家的内驱力与整个精神状态。然而制度又与人密切相关，没有不需要人来维护的制度。在此，人的“平凡之恶”最为令人痛心疾首。最终就是个人与制度交互妥协造成了最终的悲惨结局。

        我既然对人对制度有着如此含混不明确的态度。所以导致我从理性上倾向于启蒙与改良。我不认为浪漫主义的革命有什么好的。即使现在的时刻已经瓜分豆剖。心急依然吃不了热豆腐。以前的我可笑的很，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救世情结。现在想想无非就是为了获取一种凌驾众生的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与超越感。后来一想，斯大林、毛泽东之流想必当年也有此豪情，不由得一身冷汗。妄图做圣人的人往往走向反面。这也是奥威尔这么怀疑甘地的原因了。人的定位最好是人，如此，你就能冷静、平等地看待一切。

        但愿某一天时代对个人思考的勒索会真正结束，尽管那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永远有新问题产生。

与2011年8月

价值坍塌，吃饭工作睡觉

       我不知道什么能够阻止这一切。自己的价值系统在全速崩塌。我太容易受到影响，也太容易执着于绝对本身。我从理性上是承认虚无的，但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情感上并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退守到宗教可不可以守住一些。因为退到哲学的本初，我个人的观点是，一切都是“信仰”。只是人们愿意这样去相信，哪怕是一种自欺。但也许我是像《奇迹的黄昏》作者袁剑说的那样：“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

        这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就我个人认识到的粗浅的历史发展来看。都是遵循这这样一个从满怀希望到充满绝望的状态的。蒙昧-经典-启蒙-怀疑-解构。从绝望中有没有升出希望，我倒是没有察觉到。总之，我认为是一个坍缩的图景。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看法。必然沾染有我个人那种消极心理在做鬼。

        我算是一个信仰者吧，尽管不是那种很萌很萌的信，至少是一种装逼。我信仰爱，亲情，友谊等等，信仰人性本身。这样决定了我是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这也是我一直不敢把批判性理性大量运用到这上面的原因。我爱我的父母、朋友以及更多，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温暖前所未有。我也信仰人本身，因为我们只能自救，上帝不一定靠得住，因为上帝没准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非《圣经》所说的那样，人的上帝的孩子。

        以上的西式思维的我。


        得救之道也许在东方哲学之中，例如道家的思想就更信奉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当然相对主义是一些人对之的蔑称。我并不认为这是贬义。东方哲学虽然分类庞杂。但是我觉得也有共同之处。总体给我感觉就是一种通融，并且讲求关照内心。比如佛教，也许也类似于印度教。不汲汲于什么确定的东西，不一条道走到黑。世界观中目的的成分也不是很重。

        想到此，心火立马下去大半，决定以后还是多看看东方哲学思想吧。所以有时候按这样的思维一想，西哲那些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都是伪问题。就像是狗咬尾巴转圈。哈哈。有时人只管吃饭工作睡觉，做自己，标榜价值才是虚的。想到此，突然记起来《三体》中的史强队长。

        人活着一辈子怎么可能没有困惑。但是对于解惑有的人靠别人多于靠自己。有的人却相反。我不知道我是哪类。

野夫：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一九五七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二十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一九九五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一百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一九九六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马世芳：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Bob Dylan在1965年说过，从来就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抗议歌曲唱垮的，他才不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哩！ 迪伦大概不会想到，他说完这句话二十多年後，有个乐团确确实实唱垮了一个政权——以某种间接的方式。
我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著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义大利人当然还有台湾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著传说中的扒手，隔著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木偶戏第1720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著卡夫卡肖像的Ｔ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做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〇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〇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〇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〇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 “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
（一九九八）

【附记】

二○○一年，贺拉夫萨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岁。二○○五年一月，娄·里德和早已卸下总统职务的哈维尔相隔十五年之后在布拉格重逢，媒体多有报道。

“宇宙塑料人”在一九八八年（“丝绒革命”前一年）解散，改组为Plnoc。一九九七适逢“七七宪章”二十周年，“宇宙塑料人”在哈维尔的敦促下重组举行巡回演唱，并且发表了实况录音。一九九八年，“宇宙塑料人”赴纽约演出，并且和娄·里德同台表演了“地下丝绒”的名曲《甜蜜的简》（Sweet Jane）与《脏污大道》（Dirty Blvd）。贺拉夫萨逝世之后，“宇宙塑料人”仍然继续在欧美巡回演出，极受好评。二○○七年二月，“宇宙塑料人”应邀赴台北演出，这是他们首度来到亚洲。

文章中提到娄·里德送给哈维尔的专辑是《纽约》（New York），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娄单飞作品。文末那首歌原名是《满满一公车的执念》（Busload of Faith）。

一部历史——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有感

      我心里很清楚，我为何会为本文起如此一个题目——《一部历史》。那就是因为这部书实在不同于我们每一个大陆人在学校学到的“历史”书。在学校学的“历史”，总使我想起那种在喧闹的街区，一些人塞到你手里一打一打的花花绿绿的宣传单，而且塞到你手里的那些人面带微笑，并且会说谢谢。只不过，我们的“历史”是装订成册的，而且教育部要求务必所以学校都采用，塞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中脑中，却不会面带微笑对你说谢谢。尽管我们的书看上去很严肃不是花花绿绿的却也令人眼花缭乱，毕竟很多人还是着了它的道，像是信了小广告的宣传一般。
      当我得到徐中约先生的港版《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我实在愿意称呼这部书为历史——不带引号的历史。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把以前脑中那些残破不堪，涂涂改改，遮遮掩掩的“历史”洗掉，换上一些较前者客观的多、权威的多的历史。于是我大概跳过了1600-1900这一部分，直奔辛亥元年到1998这一段历史。
      我称本书为历史，个人认为这是我这个无名小卒表达对徐教授的最大认可与钦佩。因为这部书符合起码道义上、学术上的原则。当然在一部历史的基础上，它还是一部受世人广泛赞誉的历史巨著。
      就我读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我想简略做一些介绍。其一，在新文化运动部分，作者不仅把国内的种种西方思潮的背景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连思潮的重心演变的来龙去脉介绍的非常清楚。巴黎和会对西方社会失望，并导致一些人对西方思想的质疑，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细节都是亮点。其二，在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上，本书也阐述的十分详细。包括国民党历次改组，进而引发何种组织上的深层变化。国民党元老之间的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内部派系的斗争。国共合作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即两党本来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不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国民党，而是两方面都找原因。其三，中日战争这一部分，作者综合了国共两党各自的抗战与原则、日本方面、英美等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欧洲亚州战场等等相当多的方面分析局势变化。因而导出了日本当时最终投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当然了，结果必然与大陆的教材的结论大相径庭。其四，在国共内战部分，作者也综合了国共双方、美国、苏联以及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内民众等方面去谈。总结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分为两条线，一条讲大陆，一条讲台湾。这是我们的教材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在大陆部分，亮点很多，诸如国内教材基本上闭口不谈的中苏关系问题。文革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粗略地介绍了党内派系斗争问题，林彪与四人帮集团的覆灭也披露了大量我们不曾知道的史实。邓小平执政后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危机，其中包括现在我们有所耳闻却不清楚的89年“风波”。之后还有诸如中美关系、香港回归一些重要的关键点。从台湾方面，介绍了国民政府蒋中正、蒋经国先生与以后的民主社会在台湾的统治，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台湾经济的腾飞与政治改革。当然与大陆与台湾地区都有关的是两岸统一问题。
      当然了，这些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只草草概括了一下，当然也不是很全面。希望我如此拙略的概况不会影响你对本书的看法。徐中约教授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本书不仅论证清晰，引证丰富，而且配有大量图表和数据，并在每一章结尾都给出了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是在中国“历史”课本中想都别想的。最重要的是，本书尽管是一部权威学者的学术性著作，读起来却丝毫不令我这个业余人感到枯燥无味。非但如此，本书还给人以非常顺畅的阅读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中国近代史》一书本来以英文写就，是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之翻译为汉语，并以繁体在香港等地出版，以简体在大陆出版。所不同的是港版为42章，大陆版砍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部分的13章，仅仅剩下了29章，并且书中有许许多多的句子被反复“修改”。（详见《一国两版》）原因大家心中都有数，不必多言。另外呢，尽管徐教授尽力秉持客观中立，但是徐教授作为一个旅美多年的学者，但所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难免牵扯到美方。所以大家如果阅读，也请多多参考其他历史学家的意见与看法。其他不错的书还有《剑桥中国史》近代部分。外界的评价也很好。对历史与真相感兴趣的可以拿来看一下。
于2011年5月
徐中约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4881.htm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83.html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469365.html?from=like
《一国两版》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202503/

崔卫平：中国有反对派吗

   按：本文是崔卫平教授参与娄烨影片，回答影片中的问题
           
2010年6月24日下午三时许，我在出租车上进入东城区南锣鼓巷胡同，窄小的胡同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我说：“那就让我下车吧，我就是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是第二次给娄烨演电影了。上回是他那部《颐和园》，这部影片最终被禁掉了。娄烨的这部新片是一部法语片，主要故事与场景都在法国，一小部分在中国。我在片中扮演一名被采访的知识分子，与我本人一模一样，没有脚本台词，既不换衣服也不化妆。不同在于，我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拍电影用的，真的；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对象用的，假的，需要当着镜头别上。

一名法国女记者对我提问，记者的旁边坐着翻译姑娘“花”，“花”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下面是回答影片中记者的问题，字词上稍作润饰。


一、中国目前处于什么历史阶段

哦，假如暂时不去考虑这个社会运用何种“现代”的方式，来开掘和消耗资源，不去考虑北京与上海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是一个现代城市，让人联想起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都掌握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肯定不是掌握在被统治阶级手中，这有什么奇怪吗？

可以借用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目前很像是文艺复兴这个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它很像一个巨无霸式的“教会”。这是一个过于热衷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的“教会”，事实上它掌管着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力，掌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它还在掌管“意识形态”，想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任何与它稍有不同的人们、稍有不同的起点都被看作是“异端”，被看作是对于这个巨无霸的挑衅，不管是言论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包括拍摄一部在他们认为题材不合适的影片。

它掌管了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资源，拥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实力和“权威”，也成了衡量人与事物的“尺度”或“标准”。这个社会仍然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体制以及处在体制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是一切（everything），能够享有种种特权和好处；而体制之外中的人们则什么都不是（nothing），他们很容易被视为不可信任的、甚至是危险和需要戒备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是看他在教会权力系统中的权力、地位、身份，而不是根据他的行动与作为，及这个人的良心、美德。

这个等级制度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系统。既存在普遍的狂妄自大，又存在普遍的奴性状态。体制内的人们虽然享有“体面”，但并无尊严，他们付出了人身依附的代价，丧失独立人格的代价。这是一方面。

然而还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在想要牢牢控制的同时，到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和混乱。“教会”中的“牧师”即体制内的官员们，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些人身披“道袍”却毫无信仰，只顾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无责任感与远见；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他们不受约束的糜烂生活。他们带动了整个社会腐败、放纵的风气，甚至民众也不例外。你们在北京看到了什么？夜夜笙歌，到处灯红酒绿。

当然也不仅是混乱，而是混乱＋生气勃勃。人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人、新的行动、新的地平线。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刘晓波审判的时候，法庭外有系上黄丝带的年轻人群；google离开时，五道口有鲜花、卡片和草泥马的歌声；一个人被警察造访，闻讯的人们马上前往围观、声援。“义人”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伦理传统，正在他们身上复活。富有伦理的人与人关系，正在他们当中出现。

又来到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做如何评价？不同程度地，每个人都会感到身上的压力。或早或迟，人们会从这种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他一个人的元气、尊严和精神，从而立足于他自己的理性、良心与美德，立足于他富有责任感的行为。这是有理由期待的，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抱有一点希望的话。

二、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在政党政治、党派竞争的环境下，你们说这是“执政党”，那是“反对党”，但是你们今天的“反对党”，或许明天就是“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这样的框架或者标准，中国目前没有这样构成竞争力的“反对派”、“反对党”，他们不可能存在和立足。

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这么说吧——假如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制度性地排斥真相和真话，那么站在事实（包括记忆）一边的人们，就成了政府的心病，随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排斥人的良知，扼杀有良知的行为和言论，那么依据自己的良心说话办事的人们，也会成为权力的大患，从而被视作“反对派”；
假如存在制度性地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这会导致大量的不幸事件），而在发生了不幸事情之后，那些受害的人们，比如毒奶粉孩童的家长，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克拉玛依大火300多位葬身火海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自家的房屋遭遇强拆而不服的人们，他们一样会被当做对立面，受到监控、被跟踪，成为“反对派”；
还有那些拥有自身信仰的人们，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权威，也会被当做具有潜在的威胁，需要加以管制。

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反对派”（有还得了！），但是有着丰富的“反对派”土壤。在所有那些践踏国家的法律、无视人的良心和责任感，取消真相以及抹杀历史记忆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出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反对派”。

在一些官方人士的眼里，也许“反对派”都心怀不满，野心勃勃，或都是一些“刁民”。恰恰相反，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本职工作出色，从来不贪不拿，富有伦理精神、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对于这个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包括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们在敲警钟。这些人想要对我们民族的明天真正负起责任，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今天通往明天的“建设派”。
今天对于他们的打压，是在打压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心出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出发，这当然引起了麻烦。。。

康德：什么是启蒙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 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 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 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 non estt supra grammaticos"（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撰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 --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1784年9月30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

梁文道：告别反日，深化反罪

按：本文来自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于2005年，在“明报”发表的两篇反省反日及于“平凡之恶”的文章。

【一】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

蜂拥一时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压制底下，看来暂时是平息下来了。为了遏止人民的愤怒，许多机构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报章干脆把“日本”二字列为禁忌，不要说不能发表反日言论，就算一篇介绍日本餐厅的文章也得暂时禁刊。但是在民间酝酿多年的仇日情绪是否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了呢？当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迟早还是要再拿上台面，所以许多民间人士倡议的“反罪”运动因此还是得继续推动，有关的论述也必须继续深化。

说到反罪，说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很多人会直觉地以德国在二战之后的表现来做比较，追问日本人为何不像德国人那般深切忏悔。得出的答案往往归结到日本文化的本质或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例如人类学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经典著作“菊花与刀”里的著名判断：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种化约的文化解释不只大而化之摆脱了历史细节，而且过度强调了日本的特殊性，反过来正好证明了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认错，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这类很知识分子的论述方式，竟然与大陆网站上激进的平民言论不谋而合。那些被认为很民粹很粗暴的愤青同样觉得日本是“死不认错”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就是这么贱“，只不过知识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学术词汇罢了。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同样地，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许多西方知名媒体也倾向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将其描述成“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历史矛盾”，并且详列战后日本官方曾经作出的道歉次数，证明日本业已清除罪责。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意见认为他们道歉道得够多了，不懂中国干吗还老叫他们认错，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只各国传媒将严辞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过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悔意的谢罪。而在于尽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于公开声称侵略亚洲其实是解放亚洲，却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至于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记忆坐标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历史学界的争论之一是死亡的确切人数中国史学界大多坚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超过30万。而日本方面则有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南京城内根本没有30万人。历史事实的确要客观地发掘研究，但是无论当年死者的确切人数有多少，都不可能改变屠杀事件的邪恶性质。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人数直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它灭绝人性的恐怖本质却毋庸争论，更何根本地去否认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学者要不干脆宣称“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要不就是把焦点放在罹难人数等”无关宏旨“的技术问题上。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这是因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当作是纳粹德国那般的反人类罪恶来看待。当然，有很多论者以为纳粹的罪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则只不过是所有战争都会出现的暴力加大码罢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刊于2005年5月4日“明报”，“笔阵”

【二】我们无罪我们只是小零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 ...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 ...“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8231;鄂伦（汉娜阿伦特）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阿道夫艾希曼）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邪恶的平庸）。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汉娜阿伦特”重新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激进的恶），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8231;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甲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仿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露丝本尼迪克特）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刊于2005年5月11日“明报”，“笔阵”

毛向辉：控制与失控的悖论

阿角《道恩灯塔水母》
计算机生成动态影像装置

阿角是一颗神经元( @aaajiao)，每个人都是，但是他的作用很特殊。

他刚和我提及Cybernetics 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因为从中国艺术家最里面讲出家庭控制、社会控制或者政治控制我都不稀奇，但是能够冒出控制论令我这种理科生要有危机感了。穿透科学、艺术、宗教的细胞壁，进入和糅合的人并不多，阿角这颗神经元从一开始就渗透得绰绰有余。

以Cybernetics理论中最常用的火箭的控制作为范例，我们知道火箭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所以需要一套系统来保证它排除各种因素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这时候你去控制的目的是清楚的，而且能够透过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达到目标。但是无论控制火箭的系统设计多么高超，火箭的结果就是毁灭，所以完美的火箭控制就是完美的毁灭控制。社会比火箭还要复杂，社会是没有特定清晰的目标的，即使有，也是千千万万，难以用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在大的趋势上，人类社会本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辩论，也用鲜血生命去铺垫了少数精英的社会“梦想”，最终那些梦想，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都把自己当作简单的火箭去控制，不管那个目标多么令人激奋，都是一个劫持整体的不归路。

阿角《博客考古》
信息互动装置
240 x 350 x 140 cm

联想到对社会的控制让整个中国历史变成是一个重复失败的历史，延续到如今。马上浮现出半个悖论，一个希望精准控制结果的系统却总是失控。

控制的结果是注定的，就是自我结束。可是控制论不是这样的，控制论希望达到的是可生存的目标，用时下的名词来说就是可持续性。在控制论的延伸中，我最欣赏的是那些更加实际应用的模型，例如VSM（可生存系统模型）。这是Stafford Beer 在20世纪70年代将控制论应用于组织机构的的最突出贡献。VSM用五个子系统模型，展示了作为一个系统（大可致全球人类，小到政府、企业机构）都可以用这样的五个子系统去展示生命力，都可以成为了管理控制论的核心，也给我们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可以生存的系统”。VSM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系统产生的多样性（在控制论中为Variety）必须在和系统环境的多样性相互匹配，才可能生存延续，否则就是朝生暮死，朝生暮死的组织自己终结不算，永远都是害人的。

阿角《北斗神拳》
视频装置：牛皮、媒体播放器
单屏，4'4''

这就浮现出后半个悖论的猜想，如果让越来越多独立单元保持自由不受控制状态，创造多样性的机会，只是在高阶层浮现有效的法则，是否就可以协同产生足够多自我生存的可能性，让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可控。这种智慧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或曾有所闪现，但永远没有系统地作用于整个社会体系，艺术作品应当创造改变这种思维方式的机会。

所谓在高阶层的法则，并非如期望控制者所定义，而是来自于进化的升华。这一点现在更加清晰地从科学哲学家 Stuart Koffman的进化上帝学说得到阐述。在”Reinventing The Sacred”中论及上帝造物的宗教过程是可以被科学逐层重演的，意识和人性也都是复杂进化的结果，所以宗教的造物主不是必须的。这与我提出的＂分享主义＂ （Sharism）不谋而合，分享主义将独立个体的群体如通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一样各自分享到周边，透过递归叠加产生高阶智慧。叠加智慧理解为一个高阶超能力，所以会产生“社会性上帝”（Social God）现象，更整体地产生嬗变，个体无法理解，但是个体可以感受到神圣。

阿角《水测》信息互动装置：木头，
铁，蠕动泵，烧杯
90 x 50 x 230 cm

我在2009策划奥地利电子艺术节研讨会时提出＂云智慧＂（Cloud Intelligence）作为主题，让科学家和艺术家同时兴奋，因为科学家探求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对知识的结构，艺术家探求云聚散对社会的结构。研讨会异常成功，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教育学家 Stephen Downes 也是主讲者之一，和我谈到宗教创造了人类未来的镜像，那就是在宗教中“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实中不是自初始就存在，而是在进化中产生，因此就算如今上帝也可能只是在很婴儿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他大脑的一个神经元而已。我们摆脱了“上帝”概念的控制，就成为了新上帝的一部分。

阿角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神经元，社会性上帝大脑的一部分。他不控制，他只在乎艺术与科技如何在山顶会合。

原文地址：为新媒体艺术家阿角“控制”(Cybernetics)展览所作序言
阿角Twitter：@aaa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