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 Dylan在1965年说过，从来就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抗议歌曲唱垮的，他才不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哩！ 迪伦大概不会想到，他说完这句话二十多年後，有个乐团确确实实唱垮了一个政权——以某种间接的方式。
我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著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义大利人当然还有台湾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著传说中的扒手，隔著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木偶戏第1720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著卡夫卡肖像的Ｔ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做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〇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〇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〇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〇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 “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
（一九九八）
【附记】
二○○一年，贺拉夫萨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岁。二○○五年一月，娄·里德和早已卸下总统职务的哈维尔相隔十五年之后在布拉格重逢，媒体多有报道。
“宇宙塑料人”在一九八八年（“丝绒革命”前一年）解散，改组为Plnoc。一九九七适逢“七七宪章”二十周年，“宇宙塑料人”在哈维尔的敦促下重组举行巡回演唱，并且发表了实况录音。一九九八年，“宇宙塑料人”赴纽约演出，并且和娄·里德同台表演了“地下丝绒”的名曲《甜蜜的简》（Sweet Jane）与《脏污大道》（Dirty Blvd）。贺拉夫萨逝世之后，“宇宙塑料人”仍然继续在欧美巡回演出，极受好评。二○○七年二月，“宇宙塑料人”应邀赴台北演出，这是他们首度来到亚洲。
文章中提到娄·里德送给哈维尔的专辑是《纽约》（New York），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娄单飞作品。文末那首歌原名是《满满一公车的执念》（Busload of Faith）。